董光明，字午亭，生于1917年3月18日，卒于2001年11月23日，享年84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动物遗传育种研究生导师，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咸阳市杨陵区第一、二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马匹育种委员会委员，《畜牧兽医杂志》编委，陕西省宝鸡市农业顾问。我国著名的农业教育和畜牧育种专家，“关中马”的主要培育者。
董老骑马照片
从1958年开始，董光明先生一直从事马匹育种工作，主持《关中马培育的研究》课题。在制定育种方案，马匹杂交组合试验，马匹生态学观察，马匹杂交遗传性状研究，幼驹生长发育规律和育种基地建立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和组织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育出的马经国家鉴定验收，达到新品种的要求，命名为“关中马”。该研究成果获得1983年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国家农业部1984年科技进步二等奖。
同时还主持了《关中马标准化研究》《关中驴标准化研究》等项目，主编《关中马企业标准》《关中驴企业标准》等国家级标准，参加了全国、陕西省家畜品种誌及陕西省农业誌的编写工作。结合科研和教学工作实践发表科学研究论文20余篇，解决了长期以来在驴品种上存在的同种异名等学术问题。
董光明先生为我国马业科学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教学科研工作突出成绩被批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退休后将自己多年来积累的近百套专业书籍捐献给学院。
董光明先生在西农先后为本科生和研究生主讲了“养马学”、“家畜饲养学”、“家畜飼养管理学”等课程。教学中认真负责，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充实、丰富、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生动、活泼，讲授重点突出，把教书育人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参加编写全国农业院校《养马学》统编教材，多次被评为学校和部属重点院校优秀教师。
家传与初心
董光明先生是陕西长安马王村人，董家祖上是当地的大户人家。清末慈禧太后时的军机大臣、著名主战派赵舒翘是董家的外甥，他从小在董家读书长大直到在北京做官，董光明的姑奶是赵舒翘的养母，她为人处世谦和诚恳，勤劳朴实，知书达理。赵舒翘知恩图报曾专门为养母写过一幅匾额，内容感人，这幅匾被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保留。抵抗八国联军入侵战败后，八国联军点名要清政府必须处死赵舒翘，后被慈禧太后赐死，赵舒翘在陕西长安的董家中自杀。
这件事对董家影响非常大，从此立下规矩：不做官，搞实业。董光明先生是董家光字辈的，从小耳闻目睹的国恨家仇，也奠定了他一生追求光明，奉献社会，科技实业报国的志向。而之为什么选择马的事业，董老曾给家人说过，他是因为喜欢马才去畜牧学马，甚至还想着以后可以在长安家乡开办一个马场。正是由此初心，1939年9月到1943年8月期间，他先后报考国立西北联合大学附设大学先修班、国立西北农学院畜牧专业学习，毕业后走上了畜牧之路。
董光明先生在学生时期成绩优异、立志报国，在就读当时陕西唯一的西安高中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学生运动，与同学们一道上街示威游行、请愿和宣传。1936年12月9日，西安事变发生前三天，高中一年级的董老参加了西安学生向蒋介石请愿抗日的游行，张学良将军被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深深感动，出于对学生们安危的考虑，他劝大家先回去，并“保证三天之内，用事实答复”。
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亲眼目睹内战不休国力苶弱，更增强了董老青年时期努力学习科技报国的决心。
1943年8月大学毕业后，董光明先生先后在陕西省农业改进所、咸阳农业推广辅导站任畜牧指导员。1945年7月至1956年9月，在国立西北农学院（简称西农）附设高职任教，兼任畜牧科主任、代理高职校长、校长等职务（行政13级）。
解放战争期间，董光明先生作为西农高职的校长与中共地下党多方联系，积极靠拢左派组织，支持青年学生的革命活动，并自己出资资助革命刊物《学风期刊》，后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刊。
解放前夕，国民党把掌握的几十名共产党员的名单送到身为校长的董光明先生的办公桌上，要求按程序往上报，但他收下后全部压了下来，保护这数十名名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免遭国民党残害。据董老的学生们回忆，他在学校时就公开给学生们讲“信仰可以自由”，言下之意你要信马列主义也是可以的。这在国民党那个年代实属不易！
1949年5月20日，西安与西北农学院同日解放，董光明先生与西安各界二十多名知名人士在报纸上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解放军，支持解放”。
西农首次解放后不久，为躲避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反扑，6月初，董光明先生率高职师生跟随解放军往返辗转千余里，南渡渭河，沿秦岭山脉北麓向东转移，一直到渭河下游的华阴，在赤水镇的赤水农校停留了近两个月。
原西农动物科技学院党委书记赵延安回忆，他的父亲那时刚刚毕业，就是这样跟着董光明先生走的。1949年7月1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机关报《群众日报》曾专门刊发《西农在赤水》对此次大转移进行了报道。
7月下旬战事好转后，董光明先生率学生们返程回到西农参加了7月28日的西农二次解放胜利聚会，并留在高职一直工作到1956年。
1956年9月，董光明先生工作调整，调入西北农学院畜牧系，历任教员、讲师、副教授、教授，长期担任教研室主任、系学术委员会委员等学术职务,一直工作到1987年退休。
董光明先生一生从事中国的农业教育、动物遗传育种和马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教书育人，成绩斐然。他的资历老、威望高，科研教学成绩卓著，桃李满天下，大家都亲切的尊称他董老或董先生。
家风清节、身教践行
董老对自己和家人要求严格，但很尊重孩子们的意见，孩子们考大学报志愿都是自己填报，想报哪里报哪里，重视孩子们兴趣与爱好，从不干涉。他因工作关系常一年中起码有半年不在家，但对于为人处世原则性问题，回到家却很注重日常去教导孩子们。
董老的几个孩子上学、毕业、参加工作、职称评定都遇到过很不顺利的时候，他就教育孩子们说“不要去刻意追求什么东西，不要为这些事情生气，要踏踏实实工作、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做到一定程度以后，自然而然大伙就认可你，不要怨天尤人。与他人有矛盾不要老看别人不对，要先从自己检查，学会换位思考，对别人的意见不能记一辈子，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董老公私分明，孩子们回忆小时候家里面有两种信封、信纸，一种是学校的，一种自己家买的。给公家办事用的是学校的，自己家写信用的是自己买的。这样的规范现在可能很多人都不以为然，但那时董老教导孩子们都很认真的这样去做，不沾国家的东西。他的几个孩子从小到大在不同行业都能勤恳踏实的工作，很受单位组织的认可，后人皆事业有成。
董老的女儿董丽芬回忆，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养成一种劳动观、吃苦观。61年初中毕业的她，暑假里就与十多个同学相约一起背着行李走几十里路淌过渭河到父亲指导的柳林滩种马场去义务劳动，十多个初中毕业的学生打着地铺，住在瓦房里给马场干了一个多月的活。柳林滩种马场靠近秦岭太白山，那时很大很荒凉，晚上外面常常还有狼在叫，但这些年轻人一点也不怕，有一次白天干完活后，晚上大家还苦中作乐开了萤火晚会，劳动到暑期马上结束才返回西农家中。孩子们自发奉献社会的行动，源于董老从小教育孩子们要接触社会、要劳动为社会做贡献的家风。
董老的女婿邵崇斌回忆，董老对事业精益求精，对同事、对学生平等看待，真诚相处！对家人更为严格，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来到西农作为一名教师，董老告诉他“教学科研一定要努力搞好，不能给我丢脸！”。这让当时的他压力很大。董老就帮他分析指点：“你是学数学的，来到农林大学一定要把数学与农林科学紧密结合，分析自己的长处，找好与农林学科的切入点。”后来邵崇斌就结合农林学科的特点，选择了数学生态学和统计生物学，跟昆虫生态、生态环境结合，在交叉学科上下功夫踏踏实实做出了很多成绩。
全家人合影
追求平等、重德轻名
董老一生追求平等、待人诚实、反对特权和走后门这样的歪风邪气。林学院原副校长赵师抃回忆，解放前董老当高职校长的时候，西农某教授的女儿学习不好考不上西农，就想去上西农的高职。请托西农的一位校长出面，亲自给董老打招呼让想办法把这个孩子录取。董老与这位校长的私交甚好，但还是坚持原则没有同意：“这得考试，如果考试不行就不行，怎能走后门呢？”之后，董老又与赵师汴商量，两人都决定要顶住，不认这个账，不开这个后门，能考上高职你就上，考不上你就不能上，谁打招呼也不行！
由于那个时候考试都是自己学校老师出题，平时出题的管理不是很严格，可这一次，由于担心关系户走后门和泄题，董老把几位出题老师全部锁在房子里面，反正人不能走出去、题不能泄出去！
所有的题出完了以后，董老把卷子一捆全部拿到自己的抽屉里锁起来，考试前才取出来。那位教授的女儿考试成绩太差未被录取，这事董老后来还提起说过：“我如果走后门录取这位教授的孩子，那么就有一位原本可以考上职高的农家孩子不能被录取，这对于普通老百姓太不公平了！不能这样！”这件事深深体现出了董老追求平等、追求公正、实事求是的作风。
董老为人坦荡，待人宽容，很多老西农的人都知道董老人生的两次选择：副厅长与学校的选择、校长与教员的选择。
董老解放后任武功农业学校校长，当时行政级别已是十三级（供给制）。1956年，陕西省通知准备调他任陕西省农业厅副厅长，但那时西农的发展也非常缺人，在这种情况下，董老毅然选择回校：“我从母校毕业，母校现在急需要就应该回到母校，为母校服务”。
回到母校后，董老依旧是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那时学校里迫切需要懂教学、懂专业、能力强的教师上讲台，董老又做了第二次选择，毅然选择到刚刚恢复招生的西北农学院畜牧兽医系任教，去最需要的地方做一名普通园丁，为国家培养人才！他的两次选择，舍弃了省农业厅副厅长的职务，舍弃了校长的职务，这是他的名利观。
董老在学校任教几十年深受学生们的爱戴。他的学生们都记得，董老几乎从不批评人，如果有学生与董老发生争执，肯定是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关于署名的问题。
西农退休老教授雷天富曾是董先生的学生，他回忆道：“那时我们学生写的学术论文、总结报告等，都要交给董先生看，他首先看这个署名怎么写的，他总是这两句话，第一把他名字勾了，第二把他名字放到最后边去。董先生不肯署自己的名字。他总给我们学生说，工作大部分都是你们做的，你们的名字应该写在前面，第一是尊重你们的劳动，第二个是给你们施加压力让你们好好干，不要把老师老放在前头。好多次他修改过以后，我们再回去写的时候又把他写在前面了，他一看就又把他自己名字改回到最后面去了。这‘前后’两个字就反映了董先生对于名利和为人的态度。他品德高尚，不追求名利，一生都在踏踏实实、实实在在的追求工作”。
董老是关中马培育成果的主要缔造者，《关中马培育报告》这篇文章署名写的是他和柳林滩种马场杨化农的名字，其实这也是董老一次次把他的名字划掉后，最后一次上报时大家给改回来后没给他看直接报上去的。
陕西关中马场保存的历年育种资料档案中，有很长一段时间，马匹鉴定的鉴定书及技术方案里突然没有了董老的签字和盖章，这是科学技术人员最在意的事情，为什么董老不签字了呢？后经了解，那段时间董老虽然仍在主持关中马的育种工作，因体制身份原因，一段时期内没法把董老纳入到育种成员名单里来。这样，董老就自己严守规定，虽然工作还是他干，但这些需由育马组成员签字鉴定的记录，他就让符合规定的人来签字，非常的严谨遵规！
1982年秋，董老主持的陕西省宝鸡市柳林马场的“关中马品种培育研究”课题通过鉴定验收、申报成功，“关中马培育研究”课题获得了1982年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养马杂志1984年2期关中马的培育研究
关中马鉴定书上签字，旁者为杨金三
关中马鉴定会
关中马品种鉴定会专家合影
这在当时是件大事，宝鸡市当时为此开了整整三天的庆功大会，董老那时回到家后对儿子董天龙说：“我这个马（关中马）如果能提前5年鉴定，我肯定会很出名，很有名气！”
因为关中马在八十年代初鉴定成功的时侯，受社会环境影响马产业已经不太好推广了。董天龙就反问父亲说“那你为什么不提前进行关中马的鉴定工作呢？”董老回答:“这马那时还没有达到关中马的育种标准要求，我不能把没有达到标准的、不成熟的东西拿出来！”
几年时间仅仅是马的一个世代，放在几十年的育种过程中不是亲身做事的人是看不出来的，但董老要求自己的产品一定达到标准要求，能拿出手！最后关中马确确实实是达到育种要求后董老才公布开始鉴定。
在关中马品种验收鉴定会的一段小插曲也验证了这一点：在当年鉴定会的录音中可以听到董老和杨化农老场长一前一后发言，讲的全部是关中马的缺陷、诸如关中马那些地方还需要改进、哪些部分不足还需要继续培育、关中马还要继续轻化向骑乘型改进等等！唯独听不到董老和杨化农老场长如何夸奖自己培育的关中马，也听不到他们重点去讲关中马的优点。
那次鉴定会由著名马学专家崔堉溪先生和杨金三先生主持，侯文通教授和很多老专家亦有出席。专家们都明白，关中马的特点和优点作为内行人都能看出来。鉴定主持人说：“你们陕西不能因为来的都是内行伯乐，关中马品种培育者在鉴定会上就不去讲这种马的优点啊！”几乎要笑场的是，崔堉溪先生硬是把杨化农老场长的话打断了：“老杨、老杨！你和董老不要再讲了，不要讲了！你们说的关中马这些缺点，很多我们认为它不是缺点，你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关中马）培育马在全国也是做得很好了！”
这样的场景在国家的家畜育成品种鉴定会上怕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回顾董老和杨化农老场长这样眼睛向内，事业上追求精益求精的精神，真是感人肺腑。
西农的王永军教授曾是董老养马学的研究生，他在同董老交流关中马的培育和马匹育种的认识观点时，曾给董老说过两点，一是大型动物育种周期很长（时间长、出成绩非常不容易），二是关中马培育的真漂亮！董老也对他讲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关中马育种过程中，我主要是把各方面组织好、协调好、配合好，工作是大家干出来的”。第二句话是“关中马当时鉴定还有很多缺点，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还需要由重变轻”。董老还给王永军列举了在关中马培育过程中很多感人的例子，谁都做了很多的工作等等。
在赞誉和成绩面前，董老总把成绩功劳给了别人，对自己的成就评价谦逊客观。
董老对名利看得很淡，职称评定比较晚。在职称评定会上有人给董老提了一个意见说：关中马的培育它能算科研吗？就这一句话，在评定会上就没人说话了。会后雷天富给董老师讲：“你看有人在会上说你这个关中马培育研究不算科技！”董老说：“你别声张，话由他来说，关键在于我们要干什么！我们只管做！”
现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校长的陈玉林先生，由此事评价过董光明先生：“从学术上，董先生这样一批在学术上很敏锐，在学术研究、实践过程中的坚持、求真务实的精神是我们所缺乏的，就像质疑关中马的培育研究是不是一个科学研究，是不是一个真的科学问题，是不是真的一个社会需求，是不是一个真的能做成产品的项目。董先生在这些质疑声中能坚持做出了成绩来！就《养马》这门课程而言，当年我们做学生的都比较喜欢，喜欢这门课程的根本原因是董老师受人尊敬受人喜欢，所以说老师的言传身教对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正是由于老师们的持续坚持，这个学科才有积累，这个学科才有发展，现在马业才能发展。2015年4月，全国养马的学术委员会、马学的委员会在苏州成立，作为大学会的理事，我也参与投票，我也是投赞同票，我们不光是缅怀董先生的丰功伟绩，下一步还有推动学科发展的责任和义务，把课程重新开起来，把学术研究做起来。”
董老待人是平等的，讨厌走后门走关系的他却也走过后门，可董老走后门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70年代的时候，马方面的业务社会需求很大，杨凌这里一个乡的面积上就有五六个配种站，到西农配种站来给马配种的更多了，河南的灵宝、甘肃的泾川都牵马到这里来配种，拉马来配种，如果没有熟人帮忙太难了！
为此董老曾给负责夏家配种站的雷天富写过一个条子走后门，却让他直到晚年回想起来仍感触很深，条子的内容如下：“亲戚、乡党、家里人在这里配种，没有在西农配种站报上名，请你在夏家（配种站）帮助给解决一下问题。最后是署名：‘光明拜托’。”
一个请，一个帮助，一个拜托，五个请托的字，字虽不多，但是体现了一种为人平等、对人尊重的观念。董老后来给雷天富解释“我对你，我也对我的老乡、家人负责，他来求我，我没有办法，我只能求你，希望你能给解决问题”，董老请自己学生办小事皆是如此。
严谨教学、立德树人
做为一名教师，董先生真做到了严谨教学，立德树人。
雷天富回忆，他毕业后到董老那里报到，第一天见面董老就对他说“我们是搞实践课程，理论固然重要，但是实践更对我们有用，所以你一定要重视生产实践，你从明天开始就住到马场，时间一年。需要时通知你回学校，你就回学校，不需要不通知你，就在马场住着”。
雷天富按照董老的安排在马场的马厩里整整住了一年半，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切身收获了理论联系实际与实践出真知的体会，更收获了几十年西农畜牧兽医与关中马场一家人般的合作与友谊，并在之后教学和科研之路上受益良多。
直到现在，关中马场的干部职工在社会上常常遇到的同行，对方只要是西农畜牧兽医专业毕业的，一说马场很多人都会说，马场！马场！我们知道！我们西农上学时就在你们马场实习过啊！
连每个人回忆的细节也几乎全部雷同：“马场住的是打着麦草秸的地铺，老师与学生不分彼此，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学习”。最有趣的是，很多人回忆提到马场实习的经历时，都说那是在西农求学乃至一生中最最美好的时光，既长了知识也学会了做人的道理。这是学生们认可的美好经历，背后是董老带领西农养马教研组的同事们与马场合作，共同辛苦努力为学生们打造出来的结果！
董老让别人做到的，一定是自己先做到，为学生讲养马学都是亲自示范，最简单的刷马都要亲自示范，从安全入手，应该怎样接近马，进行刷拭要注意什么，刷拭的要点是什么，最后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他不是光说而是亲自干！刷一个马起码十五到二十分钟，不到二十分钟，脸上的汗已经出来了。就这刷拭的授课，表达给学生们的就是认真二字。
董老带学生陕西陇县的关山马场实习，那是海拔两千多米的高山牧场，山区骑马很危险，董老像爱护孩子似的爱护学生们，给学生们教授山地骑马的办法，下坡骑马的姿势、握缰时手的动作、缰绳的长度等等，事无巨细叮咛保证学生们的安全。
董老不光对学生，对年轻教师也是爱护有加，雷天富刚开始讲课前，利用假期写养马学的讲稿，董先生放心不下，七十多岁的老人，夏天骑着自行车，从西农五台山上边的七层（三号教学楼）到雷天富在农科分院的家里跑了几次，亲自到家里检查写的怎么样？进展如何？哪些东西需要改进等。
一般人注意不到的细节上，董老给雷天富提醒：“你这个讲稿，你把前面多留一点或者后面多留一点。”讲稿字数都是有规定的，为什么要留这个呢？原来是这样做在讲课过程中或者收集到其他资料，需要补充的话在旁边就有写的地方，或者可以写个纸条粘到上面空出的地方都行，留有余地，这是董老指导雷天富写讲稿的细节。
后来，雷天富上讲台前的试讲要过三关，董老就一关一关的帮着把关、想办法。
第一关脱稿关——讲稿写好后不能看，只能看大纲，然后去讲大纲下的详细内容，籍此加强对课程的熟悉，因为如果对课程内容没有熟悉到一定程度，那么这门课程绝对拿不下来。
第二关讲课关——就是如何运用教学大纲进行讲解。比如在讲到马消化道内脏解剖结构的时候，可以在这底下写上一句话：“跟牛的消化道比较”。就写上这一句话，讲课时要比较马和牛消化道内脏解剖结构确实不一样。如果对这个教材不熟悉，横向对马和牛的解剖结构不熟悉，讲课关就过不了，也无法讲好这门课。
第三关试讲关更难——董老就让雷天富先站在黑板前面对董老一个人讲，什么地方要讲细一点，什么地方要讲粗一点，什么地方可以提一提就过去。有的地方语气要高一点，有的地方声音要适当小一点，来提高同学们的重视程度。雷天富台上讲，董老就坐在下边听，这时董老是学生，雷天富是老师，董老边听还边做笔记，最后再组织几个老师坐在底下试听，直到大家都说可以上讲台了，这才可以了。雷天富就是董老这样帮助过了“三关”，合格的站上了大学的讲台。
董老对自己的学生非常关心爱护，那时还是董老学生之一的王永军回忆：“去董先生家里去，总能感受到一种浓浓的亲情。因为每次去董老第一句话就是问吃饭了没有？先吃饭。第二句话一定会问最近身体怎么样？交代我们一定要爱护身体，注意锻炼，直到待把这些说完以后，他才会说学习工作，帮我们分析哪个事情做的对，哪个地方有问题，作为研究生，董老从未批评过我一句！永远给你说话时不是师生关系，而像是同事关系般同你探讨。董老的这种人格魅力给我的压力，往往比直接批评我的压力更大！”
董老的专业造诣深，对学生有问必答，这些专业知识源于他活到老学到老的学习精神。
王永军当年做硕士论文时，题目是生化遗传方面，开题报告拿给董老汇报时，董老却给他说“你现在选的这个题目啊，我不懂，我指导不了，主要靠你们！你有问题可以问别人”。可事实是等王永军走了之后，董老自己查阅准备了很多资料，那个时候董老已经七十多岁了，他为了学生，自己到图书馆去查资料，查到了有用的后就把王永军叫到家里说“我不懂，我查了很多资料，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你看看对你有没有用？有没有帮助？有帮助就拿着看一看，没帮助就算了。”
王永军交给董老的材料等董老再还给他的时候，材料里面的批改，里面所有的错别字董老都给改过来，连所有的标点给改过来了。如果哪个地方观念上有问题，董老已经给了备注，打了个问号，还要写上批语，可能还写了几个字，字迹一笔一划非常工整！这些一点一滴的小事，体现了董老始终身教重于言教的精神。
勤谨实干、不计危险得失
董老一生投身教学科研，在产学研结合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为我国的马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业绩是怎样取得的呢？这源于董老做每一件事都认真负责、全力以赴、精益求精的实干精神！
动医学院曹光荣老教授回忆，文革时期有一段时间无事干，怎么办呢？董老就自己到配种站去了，他是教养马学的，他就自己跑到配种站去喂马，配种站的几匹种马和种驴因为饲喂不规范都养的不好。
董老在那里喂马，去了以后只一个多月，这里的种马和种驴就大变样。曹光荣在配种站见到董老，奇怪的问他：“你怎么瘦成这样（董老是个胖人，比较胖，很强壮）！哈！却把种畜养的这么好！”董老听了很高兴回答说“这就是我的任务啊！”
过了一段时间董老回学校后两人见面，曹光荣又提起董老跑去喂马当饲养员的事：“你把这马驴喂得那么强壮，撩扎了！说明工作非常认真”。董老去世后，曹光荣回忆他：“畜牧这边的老师，董老他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马、羊、猪、鸡、牛，每一路都是神仙，真是八仙过海，他们在一起谈话非常有意思，没有我们插嘴的地方，你听着真是感觉很享受的！所以，我对畜牧这的老师非常崇敬！”
董老长期做马的育种工作，那时去马场需要过渭河，过渭河都是靠人徒步淌过去，常常有人过河时被冲走，很危险。
雷天富回忆，董老同张明儒老师以及自己常常去柳林马场搞育种，一行人骑自行车到了渭河岸边，董老师首先把裤子一挽，自行车一扛就下河了，他扛车下水后招呼其他人“我先给咱探路，你们后面紧跟着”，这探路过河可是很危险的，董老却总是先扛着自行车走在前面，让其他人在后面跟着，把安全让给别人，把困难危险留给自己。
后来董老腿患病得了静脉曲张，当时工作忙没时间看病，耽误了病情，晚年的他卷起裤子来小腿都是黑色的。侯文通去看望他，有时候拉着绳子才能坐起来。这个病因就与长年往返马场不分冬夏趟水过河有关系。还有一次，董老同侯文通一起去陕北毛乌素沙漠考察乌审马，在沙漠里走访做调查，走着走着发现在沙漠里迷路了，沙漠里怎么走都转不出去，一直转到凌晨两点多，远远的看到有汽车车灯照过来，大家赶紧呼喊拦住车，问清了司机正确的道路后才安全的出了沙漠。
董老心胸非常宽广，西农动医学院和他一同“受过难”的薛登民老师回忆：“在五七干校我和董老在一起，董老那时候年龄很大了，在五七干校差不多算他年龄最大了，我非常同情他这么大年龄了跑到这。文革期间当时学校不管你是谁多么大年龄，反正让你去你就得去。董老心大得很！那时候大家都在那学习，董老就在那打瞌睡呢，他不在乎这些，体大心宽。一般来说这么大年龄派到这五七干校来接受劳动锻炼，很多人会接受不了，但是他没有想不通，说去就去，他不在乎。后来我在牧医系当了几天书记，老师之间矛盾是比较多的，但是董老和谁都没有矛盾，他与同事们相处的都很好。”
宽厚团结、尊长扶幼
董老身上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优点——他非常能团结人！
西农畜牧组的马章全教授回忆：“董老在我们大教研组里面尊长扶幼，扶幼就是爱幼，对我们下面这些年轻的包括我们现在的，还有些已经调离了，还有些已经去世了的很尊重、很爱护！特别是对邱老（邱怀先生）、刘老（刘荫武先生），都是同届的，年龄比他还早两三年，都是很尊重的，他经常鼓励我们，要好好把科研搞上去，好好把教学搞上去。名誉不是追求的，但是把工作做好，自然到时候什么都有了，董老在教研组起的就是这种承上启下（团结人）的作用。”
侯文通回忆起国内马业的一些老先生对董老评价，都说董老这个人很平等待人！董老资格很老，是1943年毕业的老牌大学生，在全国马匹育种委员会成立之前，1956年，苏联专家拉脱切斯基在新疆八一农学院办的全国马业的师资培训，除了几位老先生谢成侠、崔堉溪、沙凤苞三大教授没参加以外，其他的全都参加了。董老与大家相处融洽。
在柳林滩种马场场部小楼西侧合影，后排自左往右杨化农董光明谢成侠刘景星，前排中为侯文通教授
全国统编教材时，董老一直写驴和骡这一章，西北片编时也是写驴和骡这一章，跟崔先生关系也搞的很好，崔先生和谢先生之间虽然有矛盾，但两人跟董老却一点问题也没有，所以，董老常说内外团结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基础。关中马的育成过程中，董老与马场场长杨化农杨先生两个人亲密无间，在育种过程中共同育种。假如不团结，场校合作不好、不搞好关系的话，那事就多了。
1978年1月，全国养马教材编写会议于甘肃兰州
西农动物遗传育种专家常洪老师曾给侯文通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们养马组的人没红过脸。”侯文通回答：“我们这些人都跟着董老学不能计较名利。张明儒（后调入西安畜牧研究所）、雷天富和我几个人从来没有过什么意见，你看我们几个遇事有商有量的，事情就好办些。”
董老的儿女们回忆：“父亲和杨化农场长自始至终都很好，他们俩个人都不争名不争利，都是要把这件事情（关中马培育）干好！杨化农场长每年过年必定到我家里来拜年。文化大革命时我父亲为啥挨批比其他人少？因为他与学生们的关系搞的很好，学生对他还是比较尊重的，所以不太来我们家”。
马场从干部到职工更是完全信赖和敬重董老，马场人都说“马场杨场长离不开董先生，董先生也离不开马场杨场长”。
董老与杨先生共同鉴定关中马工作照
使命与责任，勇敢与坚持
回顾董光明先生科研与教学的历程，关中马培育与养马学实践不仅是为国家育马更是为国家育人。董光明先生培养锻炼出了一大批的畜牧人才和科研工作者，推动了马业科学和畜牧科技的发展与提高。这个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他作为畜牧人使命与责任。
原西农副校长张波曾总结西农畜牧人的传统与精神——“蓄德自牧、富饶天下”。寓意通过积蓄自己的德行来提高修养，胸怀天下、富饶祖国的大志向！这八个字里，就满满包含着董光明先生同他的老师、同事、学生们一代代为西农畜牧人积蓄传承下来的学科基础与精神财富！
董光明先生一生光明磊落，政治诚信，为人忠厚，待人平等，淡泊名利。在追忆的一段段话语中，可以读到他人生的每一次选择，都是艰险不为外界左右的光明之路！
年少时家境优越的他勇敢选择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青年时喜欢马而选择畜牧专业为一生志向；解放战争时期一己之力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地下党员，选择追随解放军投身革命；解放后放弃高官名利选择坚守三尺讲台教书育人；关中马培育工作被人质疑而选择实干坚守；与同事学生遇到危险时选择把危险留给自己；科研成果选择成绩功劳多给别人。
这么多的选择之后，真实的董光明先生真切清晰的浮现出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诚朴勇毅”的校训，仿佛也是董光明先生践行一生的真实写照。董光明先生无数次台阶走过的西农五台山，无数次淌过的涛涛渭河水，秦岭主峰下无数个昼夜服务过的马场，也仿佛同样映刻上了“诚朴勇毅”这四个字。
时光荏苒，山河依旧，董光明先生与他的时代、他的师生、他的成果、他的精神，完完全全与这条校训熔铸在了一起，被一代又一代继任的人们怀念和铭记，永远激荡人心，永远促人奋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