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北京知青在内蒙古东乌珠穆沁草原插队十多年，从一名草原兽医起步，成长成为中国国家首任首席兽医官，他的名字叫贾幼陵。

草原兽医贾幼陵

我不是做学问的，我只是一个做事的，做具体事——与牲口打交道，这一做就是50年，一直没离开过草原、兽医和畜牧行业，这牲口头儿做的我挺自豪的。

贾幼陵（右二）

刻苦自学志当兽医

我的专业背景，来自草原大学，基础浅薄而混杂，但知识面广而实用。

1967年，我到内蒙古牧区插队，插包住在牧民家放羊游牧。牧区缺医少药，不仅缺人医，也缺兽医。牧民非常非常珍惜马，他们要求我们知识青年学习兽医来帮助他们保护牲畜，特别是保护马。

头两年挺难，找不到书，我就到处收集材料。北京给我寄来了一本很薄的《新牛马经》，作者金重冶是当时农业部的一位老专家，在延安时期就是兽医。这本书主要介绍了一些处方，却没有疾病诊断和治疗手段的详细内容。我既非科班出身，又没有当过兽医的经验，看这本书很是困难。

我们队里有一位曾经在坝前（赤峰一带）工作的老牧民，会一些汉话，他把珍藏的一部古老兽医书《元亨疗马集》拿出来让我看。这本书都是文言文配有插图，如果没有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的知识和兽医基础，学起来也是很困难。

我立志学当兽医，性格又执着倔强，一边硬啃这两本书，一边向牧民学习他们给牲畜治病的土办法和老经验，我的兽医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那时候没有老师，没有系统的学习和培训，感觉非常痛苦，但是没有办法，经常是在失败中去摸索，总结经验。我给自己下的结论是，在牧区的时候给牲畜治病，治死的比治活的多。有知青调侃说，你哪是兽医师，分明是解剖师。

记得当时，一匹小黄马得了一种传染病——淋巴管炎，需要静脉注射。牧民们不会，我也从来没摸过马的静脉，先先后后扎了一百多针，把马脖子都扎烂了，最后也不知道药是推到了静脉里还是推到了肌肉里，结果小马没救活。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打击，让我有了一定要学习的动力。

慢慢地随着兽医治疗、传染病防治、家畜改良、人工授精以及草原保护工作的展开，我从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春兽医大学找到了一套教材，又找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的兽医基础教材、畜牧基础教材，还有赤脚兽医手册，结合着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去查去翻答案，就在蒙古包的羊油灯下学完了大学专业课程。

后来，我又找到了当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盛彤笙老先生（他是留德的）翻译的匈牙利著名兽医专家胡体拉的《家畜内科学》和《家畜外科学》，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临床兽医巨著，很大、很厚、很贵。我从北京买回来，如获至宝，不论是在蒙古包还是在配种站，走到哪儿背到哪儿，看到哪儿。

有一年夏天，在马配种站，我和一个同学在蒙古包里正做着配种的准备。突然刮起大风，蒙古包摇晃得钉不住了。我们用马鬃绳拴在蒙古包的陶脑（包顶）上钉在地上，两个人死死地抓住乌那杆（包顶斜木杆）。风越刮越大，蒙古包像降落伞一样带着我俩升起来了。无奈只能撒手，整个蒙古包就忽的一下掀了出去，随即倾盆大雨就下起来了，人只能躲在毡子底下。

好不容易等雨过去了，我一下想起来，糟糕！我的书啊！我的兽医书搁在一个羊粪铁箱子里！再一看羊粪铁箱子灌满了雨水，书全泡坏了。我的心疼得难受，最心疼的就是胡体拉的那两本书。当时一本书几十块钱，是非常贵的，我心想再贵也要买回来，于是我就跑回北京去买书。

那种对学习的渴望发自骨子里。

放血疗法救活群马

针刺放血是针灸的一种，是蒙医和蒙兽医乃至蒙古族牧民都习惯用来给人和畜治病的放血疗法。

我跟牧民学会了针灸后，就随身带着一个手机大小的放血针灸针包，不管是到呼和浩特开会，还是回北京探亲，我都揣在身上，成了习惯，离不开它。走到哪里，牧民需要时，或者遇到马急症，我都能随时针灸或放血治疗。

随着我的兽医医术提高，牧民们都愿意来找我。他们经常说：“老贾，你骑着我的马，给马放放血。”

记得有一次，乌拉盖公社的一匹马病了，呼吸循环障碍，已经快不行了，让我去急救。我用了很多办法，夜里一次次用河水给马浇水冷敷、放血、用药。第二天早晨，我还没起来，牧民就过来告诉我说，他以为这匹马肯定不行了，结果现在马已经恢复了。牧民特别感动，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感谢信。

每当想到这件事，我心里就觉得我进步了，我能为牧民做事了。

还有一次，我和牧民在大队南边的马圈里给马做鼻疽的点眼检查。那天天很热，大太阳晒着，一个大圈里有几百匹马。检查到还剩下70多匹马的时候，突然马都不行了，集体得了日射病，就是血液循环障碍，跟人的中暑差不多。当时马已经晃荡的站立不住了，有的直接就摔倒了。治疗这个病有很多办法，比如冷水降温和药物治疗，可当时情况紧急，只有我一个兽医，我就拿我那个大宽针（罕诺日）给马一匹一匹放血，那血像两个泉水一样喷出去，整个圈里头满地都是血浆，走路都滑，像屠宰场一样。经过紧急抢救，救活了70匹马，只死了一匹。

能为牧民解决问题了，让我感到很高兴，有一种满足感。

试验用药量驱虫效果佳

草原上有一种特殊的胃蝇虫，它的卵在草上或者钻到马的前胸皮毛，被马啃食，就从嘴进到马的食道里。卵在食道里生活，慢慢发育进入到了胃里，在胃里长成幼虫，拼命地去吸收马的营养。这种寄生虫病在草原马群中非常普遍，危害严重。

我曾经解剖过一匹瘦弱的病马，把马的胃翻开后，像一个大菜花，满满都是虫子，落针之地都没有。当时治疗条件差，给马驱虫很困难，不像现在可以打针，那时候打一针很贵。只能一匹一匹地给马灌敌百虫药液杀虫，费时又费劳动力。

我认真地计算了每匹马能喝多少水，按一匹马5克敌百虫的剂量配药，倒进水车里搅匀灌到水槽里。先让马干渴两天，再让马饮药水。

一开始，牧民们不相信，担心马喝多会死。

驱虫的时候，渴坏了的马围在水槽周围争抢着喝药水，不到半个小时，就把虫子拉了出来。看着满地的稀屎和虫子，牧民们高兴，我心里特别的舒坦，一个很困难的任务完成了。

以后每年的驱虫都按照这个办法来做，驱虫效果好，牧民都很信服。

失败和成功苦乐在其中

我给牲口治病的时候，条件很艰苦。

记得有一匹很有名的马，踩到耗子窟窿里，腿断了。当时我赶去以后，按照骨科治疗的基本要求，需要接骨、绑定。那时候找不到石膏，只能用夹板绑住接好的腿骨。当时如果有定居的环境，或者在正规的马医院，有六柱栏把马绑定，用绑定绳兜住马肚子固定，再加以精心照料，马腿肯定能接好。可是，我绑定完了马的断腿后，却没有任何护理条件，只能看着它艰难地跟着马群蹦跶着走。两天后，再找到它的时候，这匹名马又摔倒了，变成了开放性骨折并感染，已经远远的离开了马群。我和马主人眼睁睁地看着它死掉了，无不痛心。

抢救和治疗马的伤病，有失败，也有成功。

有一次，一匹马让牛顶到肺部了，呼吸困难快死了，牧民请我赶快去看看。到了牧民家里，没有人，我只能自己将这匹受伤的大马牵到平地上，一个人把马先摔倒，再给它上好马绊绑定，然后趴在马的背上，切开马胸，进行胸膜、肌肉和皮肤的复位、缝合、消炎等治疗。经过恢复，把它的气胸治好了。

后来，我自己想想觉得不可思议，居然能够一个人给一匹马做了手术，虽然很不容易，却很有满足感。

认草药 配药方 治鞍伤 美名扬

我的植物学知识都是在草原上学到的。神农尝百草，我也是用这种原始的感观实践品尝过几百种草的酸苦辣，识别得出几十种花的香味，认识了上千种植物。

在生产、生活中遇到问题，我就一根筋追着线索去学：放羊时，用望远镜看羊吃什么草，就过去闻一闻，揪下两根送进嘴里尝尝，有了感觉再去请教牧民，问到它的蒙古语名字，再查到它的汉文名字、藏文名字，还要千方百计地查到它的科、属、种和拉丁文，一一记载下来。

有一次，吃得嘴唇肿得老高，不对呀，我吃的是瓦松，没有毒呀？直到看见附近草上攀附的毒虫斑螫，才晓得是它光顾过这棵小草。

通过不断的学习、摸索，我对牧草和中草药都很熟悉了，当地草原上几乎没有我不认识的草和草药。周围包括其他公社的牧民逐渐知道了有一个认识草药的知青。

有一天，突然十几辆牛车拉着一群蒙医到队里，求大队书记让我带他们到霍林河南边的罕乌拉山里去采药。原来，他们虽然会用干药材配置蒙药，但大多不认识生长着的草药，书记不情愿的答应了。

我骑我的毛勒格日萨日勒马（秃耳朵白马），跟他们走了几百里路，进了山里。我在前面找草药，蒙医们就去挖，半个月的时间，上午采药，下午在卵石河滩晾药，满载而归。

这次采药，我也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制药的知识。我甚至可以熟练地站在药碾子上来回碾，这也丰富了我的蒙兽医药知识。

牧民骑马，最常见的就是马鞍伤马背。为此，我琢磨并通过试验，用大黄、血余炭、荆芥、熟石灰和氯仿（西药）等配制了治鞍伤的药，使用后疗效很好，得到了牧民的高度肯定。牧民到处说，用老贾的那个药治鞍伤，骑着马都能治好了。

就这样，边学习边实践，我的兽医技术逐渐提高了。

人马情深

冬天为了躲雪，我们就长途跋涉远搬游牧。游牧的十年间，可以领略夏天的百花齐放，感受五花草甸、长生天带给我们的享受与浪漫，但更多的时间，是我们在严酷的大雪中游牧、漂泊，忍受着大自然的蹂躏，承受着大量的牲畜死亡的悲痛。

我们每年赶着牛车和羊群，一冬天搬二十多次家，搬家到二百多里以外，从东乌珠穆沁旗的呼热图淖尔，一直跨过霍林河，再走到大兴安岭，也就是现在兴安盟的科右中旗。那里有一个军马场，叫哈日诺尔，这个地方草场比较丰富，冬天雪比较小。

冬天为了让羊有个趴的地方，每走到一个地方就铲羊卧盘，有时要铲20多个羊盘，到夜里三点多。

有的时候，长长的牛车队就沿着千年之前的长城金界壕一直向东边走，现在变成了一条直直的土坡，像一条路一样，存不住雪，都被大风刮掉了。

金界壕附近的狼非常多，知青马倌儿负责给马下夜。有一年，我们赶得五百多匹马，让狼掏了七十匹。那一次我正在放羊，执勤的知青马倌朱宜武突然跑来对我说：“糟了，老贾！你的那匹黑花马的父亲让狼给掏了，还没死，快去看看！”

这是一匹很威武很精神的红花公马，在整个队里都很有名，是我的爱骑黑花马哈日阿拉嘎的父亲。一个小儿马群只有十几匹骒马（母马），还有很多马驹子。红花马太老了，跟狼搏斗，势孤不敌。

我到跟前的时候，它还活着，平躺着还在嘶鸣，肚子已经被狼豁开了，肠子在雪地上流了一地，眼珠子已经被秃鹫叼没了，很明显是为保护它的那个马群而受伤的。

我当时就哭了，非常难受，一点儿救它的办法也没有。在那种游牧的环境下，给予它现代化的治疗条件，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游牧生活，马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跟大自然抗争，跟天敌抗争，跟疾病抗争，人能做的事情很少。我尽量地为牧民把马的病治好，就已经不错了。

这种情况也给了我很大的刺激，一方面要当好我的兽医，另一方面我要为牧区经济的改变和今后的发展想办法。

喝茶和读书

茶诗

唐代元稹一言至七言诗

茶

香叶嫩芽

慕诗客爱僧家

碾雕白玉罗织红纱

跳煎黄蕊色碗转曲尘花

夜后邀陪明月晨前独对朝霞

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

喝茶的好处自不必说，副作用呢？“睡不着觉”、“憋不住尿”，那当落得饮茶境界之下乘。在牧区冬天放羊，喝不透茶才真是“睡不着觉”、“憋不住尿”呢！

我插包的主人叫沾布拉，老家是奈曼旗半农半牧区的，吃不得远搬游牧的辛苦，都是让他的六指（趾）兄弟布和朝鲁跟我一起出包。

我和布和朝鲁每年远搬都是住“套布阁”，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哈纳”和一片大毡子搭成的小包，人在中间站起来，头露在包外面，远处看就像人穿着一身毡裙，怪怪的。

住“套布阁”，冷自不必说，御寒也有两个办法配套使用。一是“捆”，睡觉前先把腰带呈"U"字形在毡子上摆好，再铺上一半皮被，裹好皮得勒，压上另一半皮被后，用身下的腰带把自己平行捆两道，像捆粽子，更像捆“木乃伊”。二是“喝”，要把茶喝透。每天晚上我把羊群赶回羊盘，饭后都要酽酽地煮上一大锅砖茶，加好盐，倒进壶里，再拨出带有余火的炉灰，把茶壶放在灰上保温。布和朝鲁边喝茶边听广播边打呼噜，而我则挑亮羊油灯，边喝茶边加火边看我的书。

这些想方设法收集来的书是我的宝贝，它们有大学的教科书（动物生理生化学、分子遗传学），匈牙利大医学家胡提拉的兽医学（动物内科学、外科学、产科学）。我的大学课堂不是阶梯教室，而是这小小的“套布阁”，但实验室却很大，是草原，是数不清的马群、羊群和牛群……

我和布和朝鲁喝得浑身出汗之后，一壶茶也差不多喝光了，撤了火，盖上顶毡，再按上述办法把自己捆好，乘着茶的热乎劲儿和那点儿盐，可以美美地睡到天大亮。但如果没有喝好茶，肚子里没个热水袋，进了被窝保准起夜，而且再也捆不好被窝，越冷越起，越起越冷，那这一夜就完了。

当然，即便是喝好了茶，如果夜里来了狼，羊炸了群，那就另说了，别想再睡了。

我在“套布阁”里过了七个冬天。晚上喝茶的习惯一直保留了40年，现在每晚没有一杯新泡的绿茶是睡不好觉的。附带的本事是，无论是喝多酽的功夫茶或是意大利的“卡布奇诺”咖啡，我都会倒头大睡。

游牧岁月铭记永远

我们大队是在三个盟的交界处，边境效益是很明显的，所以游牧的范围也非常广。我们队的牲畜自然也成为“乌就日—玛勒”，即光吃草尖的牲口，特别是抓膘走浩特的时候，别的羊群吃过的草场，我的羊群头都不低！草尖蛋白质多，富营养，我们队的羊群因此成为远近闻名最为肥壮的，牧民放牧也是最讲究的，如果有一户牧民一个月没有搬家，立刻就会为千夫所指，给其很大的压力。

那时候的牧民，拉着搁上水车、牛粪燃料、锅、砖茶和肉的牛车，一走敖特尔（游牧的牧场）就是十天。这十天里羊可以七天不喝水，专吃含水量高的好草，甚至去吃露水，所以羊群都不喝水，毛都发黄了，但是膘都起来了。

羊群一路往前走，直到看见华北岩黄芪、大花棘豆等维生素和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红花草地，它们就哗哗地冲到那些红花里低头猛吃，专门吃红花。另外宽阔的草场上那些优良牧草的草籽也让我们的羊长得最肥，也是最漂亮的。

当时800平方公里的牧场，有48000只羊、2000匹马、5000头牛，就我一个兽医，后来带了4个徒弟，就为这些牲畜服务，包括家畜的改良、细毛羊的配种。

1967年，大队卖羊毛，一年收入也就是三四万块钱，经过改良后，产毛的质量越来越好，到1975年的时候，卖羊毛和羊的收入就多达四十多万了。

1975年冬天，又到了远搬游牧的时候，队里让我一个人负责照顾饲养七十多匹走不了的弱马，连治病带养马，能治好的尽量治好。

队里的大车把式把我拉到一个蒙古包里，还拉来了茶和肉等生活用品，又在蒙古包旁卸下了很多木柱子和一大垛草，一个人的养弱马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我一个人在冻土上刨坑，栽木桩子。用镐和铁锹很难刨挖冻地，只能拿冰穿子一点点锛（相当于钻），锛一个柱子粗细的窟窿，大概有四十厘米左右深，再用手把松动的土从里面一点点掏出来，然后把木桩子放进去来回晃，让柱子和碎土结合紧密，再绑固横木杆建成围栏。

白天，我把这些弱马放出去，下午赶进围栏圈里，补喂干草。

每天早上我自己做饭，吃羊油炸果子、炒米和煮肉。有一次，十点多干完活出了一身汗，累得要命，就跑到蒙古包里，看到地上的热灰上有一碗“茶”，端起来就一口喝干了，还没感觉到解渴，嘴上就被糊住了，原来这是早上炸果子剩下的一碗羊油，被我当成茶喝掉了，结果是拉了两天肚子。

没上大学当副局长当选人民代表

1967年11月，到阿日斯楞图插队，9年时间基本住在牧民家，全队50家牧民家我都住过。

1968年，当了赤脚兽医，轮流到各家工作、吃住。冬天就跟着牧民的蒙古包远搬游牧，既当兽医也参加牧业劳动。到了给羊牛马配种时，就在配种站集中配种和吃住。

一直到1975年以后，知青们纷纷离开草原，或是回北京找工作，或是上大学。我也想考大学，但由于家庭原因未能成行，直到我的父亲被放出来以后，我跟队里说想去考大学，还是学兽医。

队里领导说：“你非要走，你就把公马、公牛、改良细毛羊牵回北京去！”牧民们也舍不得让我走。我说：“那怎么办？我不能老呆在这里……”

队里知道留不住我了，就开了两天会，专门研究，找了4个年轻的小伙子，最小的才15岁，让他们跟着我学兽医，我到哪儿他们跟着到哪儿。

这4个牧民小伙子是分别夏日巴拉（黄虎）、巴根那（柱子）、巴塔（结实）、图门讷（万岁）。后来，最上进的图门讷当上了东乌旗的副旗长。

1976年12月，上级调我到东乌旗畜牧局任副局长，但仍保持牧民的身份，也就是以工代干。组织上重用我，也是为了留住我，我也就打消了考大学的强烈念头，安心在旗里工作了。

1977年底，我被选为内蒙古自治区人大代表，又在自治区被选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1978年，在北京开会时，华国锋主席到代表团，跟我握了手。主席的手又小又软，跟想象的不一样。但我回到草原，在向边防三团战士作报告时说：“我握着伟大领袖华主席温暖的大手……”我不能让战士们失望。

在东乌旗工作的三年里，大多数时间是下乡蹲点儿工作，在机关的时间也就是一年多一点儿。

1979年10月底，我被调到农业部上班，在草原处工作。

在东乌旗的12年时间里，我在牧区度过了10个春节。

1980年2月到1981年2月，我在内蒙农牧学院草原系学习草原学和植物分类学，丰富和提高自己的专业理论知识水平，终于圆了进入校园大学读书的愿望。

首任首席兽医官

1979年，国家农业部成立畜牧总局。当时，教育事业中断，人才青黄不接，紧缺年富力强的专业技术人员，就从全国各地选调了10名从事基层畜牧兽医工作的人员来局里工作，我就在其中。

畜牧总局领导问我，畜牧处、兽医处和草原处，你愿意去哪个处？我选择了草原处，从此开始了“技术官僚”生涯。

1993年，我被任命为畜牧司司长，一任就是10年。这在干部轮换机制下是不容许的。

2003年年底，全国突发禽流感，我被紧急召到国务院开会，从此无日无夜、无休无止地工作。

2004年7月，被任命为国家首任首席兽医官兼农业部兽医局局长，直至2008年9月退下来，2013年第11届全国政协委员届满后退休。

无愧的荣誉

回到北京工作后，亲身参与或者领导了许多与我的职业有关的大事情，比如2003年的SARS、2004年至2006年的高致病性禽流感、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震后防疫……

由于工作表现出色，先后荣获了国家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抗震救灾模范的崇高荣誉。

文章来源：美篇“老金"，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