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宣布，在其属下成立一个叫“中国任务中心”的专门机构。这在中情局历史上还是首次。理解这一举动的目的和可能产生的影响，要从中情局的构成、职能，以及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的对华政策入手。

背景

拜登政府上任后，全面继承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地缘政治主要竞争者”和“大国竞争”主要对手的定位，在对外加强与盟友联合、协调的同时，对内大力强化相关组织机构，中情局“中国任务中心”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成立的。

今年1月，拜登在尚未就任之际，就宣布将任命资深外交官、被称为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战略设计者的库尔特·坎贝尔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依据1947年美国《国家安全法》成立的负责美国国家安全的最高决策机制，总统和国防部长是法定成员，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总召集人。“印太事务协调员”是拜登政府新设的职位。美国的“印太战略”矛头所向不言自明，所谓“印太事务协调员”，实际上就是拜登政府全面负责与“印太战略”相关事务的专职官员。

拜登就任总统后首次视察美国国防部，即下令在国防部内成立“中国特别工作组”，由15名文职人员和军事专家组成，任务是研究美军在亚太的部署、技术和情报，以及与盟友伙伴的关系，目的是协调美国政府的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等能力，跨部门形成一致“对抗中国”的政策与策略。拜登在视察国防部时强调：“我们要全力以赴，既需要国会两党的通力合作，也需要形成强大的联盟和伙伴，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并确保美国赢得竞争。”

国防部长是美国总统的首席军事助理，中情局局长则是美国总统的首席情报助理。“9·11”事件的出现促使美国政府对情报工作进行了系统改革，并于2005年设立国家情报总监职位。拜登政府上任后，美国参议院即通过了对艾薇儿·海恩斯担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确认，国家情报总监作为庞大的美国情报界的协调人角色日益清晰起来。但是，从美国政府将“中国任务中心”设立在中央情报局内来看，中央情报局作为美国情报界龙头老大的地位并无改变。

关于成立中情局“中国任务中心”的目的，伯恩斯宣称是“为研究中国问题提供更多资源，更好地调动中情局在世界各地的官员收集信息，对中国进行分析”，以应对美国“在21世纪面对的最重要地缘政治挑战”。

至此，与美国国家安全相关的主要机构，包括履行情报职能的中央情报局、履行决策职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行动部门国防部，都已在其机构内设立针对中国的专门部门，客观上形成了从感知、决策到执行的完整链路和体系。

职能

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强调，“中国任务中心”是超部门工作机构，跨越中情局所有的部门和任务区域。美国《国家安全法》在1947年成立中央情报局时对它的职能定位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指导下‘行使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情报职能’”，执行国家安全委员会“随时指示的与情报有关的责任与义务”。

中央情报局的基本组织结构包括局长办公室和四个行政处。局长办公室包括一小批从中情局和情报界其他机构抽调来的高级专家，他们决定中情局的重点关注方向与目标，制订中情局的发展规划。四个行政处分别是行动处、行政管理与后勤处、情报处、科技处。行动处是中情局的秘密行动机构，规模最大、人员最多，占有资源也最多；行政管理与后勤处负责整个中情局的行政管理，并为全局各部门提供展开工作所需后勤保障；情报处一方面获取原始情报数据和信息，另一方面负责对原始情报进行分析以形成“情报成品”；科技处主要负责为情报获取提供技术间谍系统和手段。

“一局四处”是中央情报局的基础构成和常设机构，伯恩斯强调“中国任务中心”的所谓“超部门”和“跨任务区域”特性，就是超越以上部门界限及任务区分，形成相互协调配合的工作机制，达成满足应对遏制中国崛起所需分类情报和综合情报需求的各项任务。

与“一局四处”的基本固定构成和长期稳定存在相比，“中国任务中心”等各类“任务中心”机构，则属于依据当前任务所需而建立的。简明地说就是：铁打的“一局四处”，流水的“任务中心”。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根本任务是为维护和强化美国霸权提供情报支撑。亚太是美国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重点地区，也是中情局的重点任务区域。此前，美国中情局把对中国的情报工作涵盖在“东亚-太平洋任务中心”内。这次在成立专门的“中国任务中心”的同时，中情局裁撤了“朝鲜任务中心”和“伊朗任务中心”，将其分别并入“东亚任务中心”和“中东任务中心”。这一改变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军事战略重点的转移高度吻合。

与此同时，“中国任务中心”的“超部门”和“跨任务区域”特征，不仅体现在中情局内部，还体现在整个美国情报界。

经过多年的发展演变，美国情报机构犹如滚雪球般不断膨胀。目前，美国以大单位形式存在和运行的各级情报机构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国家侦查局、联邦调查局，以及美国陆、海、空三军，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所属情报局等。中情局前特工菲利普·吉拉尔迪表示，“中国任务中心”可能采用集各类机构所属情报部门的分析、作战、技术人员于一体的运行模式，成为跨整个美国情报界的联合任务机构。实际上，这也是美国在面对一项国家军事任务，如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反恐战争时所采用的情报工作模式。

影响

按照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中央情报局的要求，以及中情局本身组织结构所能提供的功能，“中国任务中心”可能采取的主要动作包括情报收集、线人招募、情报分析、特别行动等方面。

情报收集主要由中情局的情报处人员承担。中情局的情报人员几乎遍及全球各国，其在编人员非常有限，常年控制在1.5万人左右，但全球范围内实际为中情局服务的人员是这个数字的十几倍甚至更多。

在设立“中国任务中心”的同时，中情局正在大力招聘熟练掌握所谓“汉语小语种”的雇员，语言种类包括粤语、上海话、闽北语、闽南语等。由于美国国会、国防部、国土安全局等都在成立“中国工作组”并四处招揽人才，使得中情局的“汉语小语种”人才招聘不得不与这些部门“抢简历”。

情报分析主要依靠两方面力量：一是利用技术手段进行情报分析。中情局一直拥有美国政府最先进的技术设施，当下，中情局正将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高新技术运用于情报分析；二是智力超群、经验丰富的各类专家。

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专家主要有三类：一是中央情报局局长办公室所辖的专家，这些人是从整个美国情报界抽调来的高级专家，他们就总的国际局势或某一特定议题向最高决策当局提供情报分析结论；二是中情局科技处所辖技术情报分析专家，他们将中情局所获得的所有技术情报进行分析并形成权威结论；三是来自各大学、研究所等专业学术机构，临时为中央情报局服务的专家、学者，他们就一定的特殊项目与中情局合作并提供情报分析产品。

7月22日，伯恩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情局正研究将“在冷战时期对付苏联的方法应用于对中国的工作上”。这一不打自招的说法，赤裸裸地证明了中情局设立“中国任务中心”的做法出自冷战思维。对此，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美方有关部门应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和中美关系，停止做损害中美两国互信合作和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事。”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