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春梅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南亚和大洋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新年伊始，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即向中国发出信号，表示“随时准备重启对话”，新上任的贸易部长特汉亦致信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希望开展“建设性的磋商”。这些表态反映了致力于中澳友好的人们的美好愿望。但在中澳关系跌至谷底的情况下，寄望于几句话就可让双边关系触底反弹又谈何容易。

过去一年，澳大利亚坐实了美反华“马前卒”“急先锋”的地位，得到了与其国力明显不符的国际关注。先是以新冠病毒溯源的独立调查行污名化中国之实，后又举起反外国干预大旗横加干涉中澳两国正常的人文交流、经济合作，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外资政策改革亦剑指中国对澳投资。在涉华议题泛安全化、泛政治化的背景下，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冲突螺旋式上升，双边关系断崖式下跌，经贸合作这一压舱石也因之动摇。

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沉寂后，澳大利亚企业界终于忍无可忍，密集建言澳政府，“与最大客户进行不必要的对抗，并不符合国家利益”。但此举却被澳一些政客、智库反击为“不能识大体顾大局”。澳大利亚学界、政界的有识之士建言政府“保持理性，尽快重置中澳关系”，却被贴上“熊猫粉”（Panda Hugger）的标签，甚至可能面临“外国代理人”的安全审查。邻国新西兰委婉劝说澳大利亚要对华“多一些尊重”、“多一些外交技巧”，却遭到澳大利亚“还轮到不到你指手画脚”的讥讽。在“反华就有市场、友华即被禁言”的舆论氛围下，澳大利亚国内一些学者不禁发出“当前澳过于关注国家安全，以至于忘了到底什么是国家利益”的感慨。

澳大利亚之所以“敢为人先”、争当反华“急先锋”，概因两股力量作祟。一是外部盟友美国的压力。特朗普政府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除“全政府”对华外，亦拉拢甚至施压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一致对华。澳大利亚作为美国“最忠诚的盟友”自然责无旁贷，除积极配合美国推行的“印太战略”外，亦在涉华议题上随美起舞甚至“领舞”，以向美示忠。二是国内保守势力的鼓噪。当前澳大利亚国内右翼保守势力当道，他们惯于炒作“中国威胁”，善于利用国内民粹主义、白人至上主义，更在特朗普政府反华运动的“加持”下，成功在澳营造出“中国就是安全威胁”的舆论氛围。大量议员、媒体、智库凭借“反华”这一“政治正确”上位，澳安全机构更是趁机敛权、扩权，执法权限延伸至教育、投资、人文交流等澳社会的方方面面。

美国总统大选，澳大利亚民众喜迎“澳最不欢迎的美国总统”下台，莫里森第一时间向拜登致贺电，并邀请其于今年澳美结盟70周年之际访澳。澳美同盟显然不会因为两国领导人的更替而生变，但拜登治下的中美关系势将给澳大利亚对华关系带来变数。外界普遍预期中美关系将迎来机会窗口，中澳关系也将因此存在重置可能。近日，有澳学者曾不无遗憾地指出，过去一年，澳大利亚错失了简单的、低成本重置中澳关系的机会。但只要两国关系的基础和共同利益还在，什么时候重置都不晚。

新的一年，莫里森政府表面上向中国递出了橄榄枝，但将语言转化成行动并非易事。到底什么是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当前的对华政策是否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值得澳深刻反思。在此基础上，能否顶住盟友的压力、国内保守势力的压力，真正着眼长远，做出基于澳国家利益的政策选择或调整，亦是重大挑战。对此，澳前总理霍华德、陆克文均向莫里森给出了自己的建议。霍华德提醒“要正视中国对澳经济的重要性”，陆克文告诫“‘麦克风外交’要不得”。在这两位总理任内中澳关系也非一帆风顺，但却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和务实合作的精神，保持了中澳关系总体稳定向好的大局。

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已经开局，澳大利亚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中国到底是威胁还是伙伴”的基本判断将继续考验莫里森政府的政治智慧，也势将影响中澳关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