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周，你已着手写自杀遗言了吗？”“想怎么死？”“自杀行动准备的怎么样？”这样近乎冷血的提问，却被放进了上海长宁区部分中小学心理测评的题目之中。

消息一出，即刻引发网络热议。部分家长认为心理测评用词过激，会对孩子产生不良导向。但也有家长提出：“如果的确是重度抑郁症患者，那么自杀等问题是不可避免要出现的。”

11月19日，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局发布公开通报，表示该局已要求停止该调查问卷工作。通报还称，经初步核查，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和该据相关科室对问卷内容审核把关不严，引发学生困惑和家长担忧，对此致以诚恳的歉意。

这份问卷让青少年抑郁症筛查备受关注。实际上，推进学生抑郁症筛查工作，近些年来已成为教育的一大重点议题。前不久，教育部已明确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

但是，良好政策之下的落地实施却面临现实难题。上海长宁心理测评有关“自杀”的提问，让青少年抑郁症筛查陷入两难抉择。人性的提问与准确的筛查，究竟应该如何去平衡？

究竟，一份合格的青少年抑郁症筛查表，和成年人有多少区别，对于儿童的抑郁症筛查，需要更注意哪些问题？红星新闻记者深度对话多名心理专家以及罹患抑郁症少年的家长，以求找出最佳答案。

上海长宁部分中小学心理健康测评因“自杀问题”惹争议

长宁教育局：对问卷内容审核把关不严，诚恳道歉

11月18日，有家长在网络平台反映，上海市长宁区多所学校面向学生开展了心理健康测评，但测评题目却有多处涉及自杀问题，引发家长强烈反对，不少家长担忧，类似提问或存在诱导学生自杀的倾向。

根据网传家长爆料的题目截图，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该份调查问卷共有120余道题目，其中有近40道涉及“自杀”提问，包括“想怎么死”、“自杀行动准备的怎样”、“遗书写没写”等内容。

有家长在网络表示，包括江五小学、包玉刚实验学校小学部在内的长宁区多所中小学，目前都已做过这份心理测评问卷。其中，小学四五年级电脑作答，中学则是抽查，填写问卷前并未提前告知家长。

此前，红星新闻记者就上述现象致电相关学校及长宁区教育局，但电话均未被接通。据极目新闻报道，有涉事学校老师表示，该调查问卷由长宁区统一安排。此外，新京报11月19日报道称，有知情人士透露，包玉刚实验学校中学部学生没有参与，小学部也并非所有学生都参与。

“小学生心理测评出现自杀问题”一时间在网络引发热议。11月19日，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局公开发布情况通报，表示该局已要求停止该调查问卷工作。

通报回应称，经初步核查，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和该据相关科室对问卷内容审核把关不严，引发学生困惑和家长担忧，对此教育局致以诚恳的歉意。将进一步调查处理，并吸取教训、举一反三、严格管理，密切家校沟通，共同守护好学生的身心健康。

2020年，中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达24.6%

教育部已明确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

抑郁症，一个越来越被社会所熟知的名词。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中明确将抑郁症定义为精神疾病。根据国家卫健委此前发布的《抑郁症防治核心信息》中的定义，抑郁症属情感性精神障碍疾病，常伴随焦虑发生，临床体现为“三低”——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动力不足，且持续至少2周以上。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已有超过3亿抑郁症患者，近十年来增速达到18%。其中中国就有5400万患者。近些年来，抑郁症群体更呈现出低龄化趋势。

根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今年3月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2020年中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检出率为7.4%。另据世卫组织给出的报告：抑郁症的最坏后果即可能导致自杀行为，这也是目前15-29岁人群第二大死亡原因。

抑郁症正逐步成为当前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健康威胁之一。关注中小学生的心理活动，也越来越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

红星新闻记者梳理发现，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就明确要求，加强对抑郁症、焦虑症等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的干预，加大对重点人群心理问题早期发现和及时干预力度，提高突发事件心理危机的干预能力和水平，全面推进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

同年，原国家卫计委等22个部门共同印发的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成为我国首个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宏观指导性意见。文件明确了专业社会工作参与心理健康服务的路径和方法，强调了专业社会工作在提供心理健康服务、完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到2019年，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妇儿工委办公室、共青团、妇联、关工委等12部门联合发布《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方案（2019—2022年）》中也明确要求，到2022年底，基本建成有利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社会环境，形成学校、社区、家庭、媒体、医疗卫生机构等联动的心理健康服务模式，落实儿童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和精神障碍的预防干预措施。

2020年9月，国家卫健委也发布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方案中明确，到2022年，公众对抑郁症防治知识的知晓率达80%，学生对防治知识知晓率达85%。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方案将青少年群体设定为重点人群，要求各地加大干预力度。具体来看，方面要求，中学、高等院校均设置心理辅导（咨询）室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配备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将心理健康教育作为中学、高等院校所有学生的必修课，每学期聘请专业人员进行授课，指导学生科学认识抑郁症，及时寻求专业帮助等。

今年7月，教育部进一步印发《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要求，中小学要将心理健康教育课纳入校本课程，同时注重安排形式多样的生命教育、挫折教育等。

就在前不久，教育部还在官网中公布了对政协《关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抑郁症防治措施的提案》的详细答复，其中明确：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

陷入两难的青少年抑郁症筛查：

人性提问与准确筛查，到底如何平衡？

包括本次上海长宁地区的中小学在内，近一年多来，国内多地中小学正逐步开展起针对青少年群体的校园心理测评。

“这样的举措肯定是有利于我们重视每个孩子的心理教育，至少能让家长、教师都能参与到关爱学生心理这项活动中来。”在成都某小学带6年级的班主任张老师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去年学校已统一安排了全校5—6年级的学生开展心理测评，孩子的课表上也同样增加了心理健康教育的课程。

与上海长宁区学校的测评方式不同，张老师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其所在学校开展心理测评均采取线下问卷调查的形式，题目在50道以内，均为选择题。但为方便后续锁定出现“心理问题”的学生，问卷要求学生实名填写。

对于实名填写问卷，张老师也认为：“这或许并不能真实反馈学生的心理状态。”她指出，因为不具匿名性，所以病耻感也好，或者出于对自我隐私保护也好，都可能成为阻碍学生填写问卷的真实性。

除了实名性的担忧，张老师介绍，作为班主任，她在发放问卷前，都会提前查看问卷内容，在确保问题准确无误，没有过激提问的前提下，才会发放给学生。“所谓过激问题，其实就是涉及学生敏感，诸如暴力、血腥、自杀、自残等问题，以及是否存在不适合学生观看的图片，没有这些内容，才能发给学生。”张老师说。在她看来，此类过激的词汇反而会让学生引起不适，存在错误的价值观导向。

“但如果是一名罹患重度抑郁的孩子，自杀倾向的话题是不可避免要被问及的。”作为一位中学生家长的王先生却给出了一个不一样的说法。

王先生是一名14岁女中学生的父亲。1年前，她的女儿被医院确诊为重度抑郁，且需要入院治疗。而让王先生发现女儿罹患抑郁症的迹象，正是女儿的自残行为。

“我们是离异家庭，孩子一直性格内向，初中开始住校，大概是因为学业压力和不适应集体生活，女儿在读初一时，就出现过旷课、惧怕社交，到后来就有了划伤胳膊等自残行为。”

王先生此前却并未将女儿旷课、恐惧社交与抑郁症联想在一起。直到胳膊上出现刀伤，老师把电话打到家里，他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并带孩子前往医院就诊。

在医院里，王先生的女儿同样填写了抑郁症筛查表。“其实筛查的题和网上能找到的差不多，都会涉及自杀话题，但不会问为了自杀做了哪些准备工作。”王先生说，女儿完成的抑郁症筛查测评中，有诸如是否存在持续性的轻身念头、是否有厌世的情绪等，但不会问诸如写遗书、写设想的自杀经历等。

同时，在医生面诊环节，王先生回忆称，虽然也会问自残行为等，但并不会如此僵硬，而是循序渐进，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用鼓励和探寻的方式诱导孩子说出“真心话”，而非单刀直入提问。

在王先生看来，不少孩子甚至家长其实并不能意识到孩子有没有抑郁症，或者搞不清抑郁症与抑郁倾向的区别，但如果真的是重度抑郁，有关“自杀”的问题或许无可避免。“没有这样的提问，就难以确保筛查的准确性。”

但对于上海长宁部分学校的筛查题目，王先生同样不认可。“即便为了准确筛查，也不应该过激地让孩子去回忆、讨论，甚至诱导提问。”王先生表示，具体应该怎样去平衡，这或许更应该交给专业的心理医生去完成。

什么是合格的青少年抑郁症筛查量表？

心理专家：测量方向，提问方式，题目数量都应区别于成年人

青少年儿童的抑郁症筛查，是否应该与成年人的筛查标准和设问方式存在不同？长期从事青少年抑郁症研究，现任广东省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健康促进与管理委员会秘书长胡三红给出肯定的回答。

胡三红告诉红星新闻记者，目前我国对抑郁症患者采取的筛查手段，主要以量表形式来进行筛查。但他同时指出，尽管用于筛查的量表分年龄段，但常见的心理测量量表仍以成年人为主。

“由于成年人和青少年儿童所面临的压力来源不同，所以成人心理测量量表与青少年儿童心理测量量表的侧重点应该有所不同，且提问方式应该更考虑青少年的接纳程度。”胡三红说，因此在青少年儿童与成年人抑郁症筛查量表的设计上，应该体现出多方面不同的侧重点，一是测量内容，二是测量方式，三是测量题目的有限性。

胡三红指出，青少年儿童的心理问题诱因多来源于学业压力、不良亲子关系、校园人际关系压力以及随着升学而改变的生活与学习环境改变带来的压力，因此在抑郁症筛查中，应该更注意来自上述问题的测量。

同时，胡三红表示，由于青少年儿童的心理承受能力要普遍低于成年人，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青少年儿童心理测量量表数量需要少于成人的心理测量量表数量，否则后期会引起青少年儿童的方案和排斥。

对于本次上海市长宁区多所学校校面向学生开展心理测评的行为，胡三红认为，其出发点是好的，但题目中涉及的“想怎么死”、“自杀行动准备的怎样”等内容一方面会引起家长的不适，另一方面也欠缺对学生理解能力的考量。

胡三红表示，这些过于直白的词，从应用上来讲并不适合青少年儿童。对于情绪低落、自杀等词汇的含义，未成年人也并不一定能理解，因此最终得出的结果也不一定准确。

抑郁症量表筛查能准确筛出抑郁症患者吗？

专家提醒：筛查与临床诊断标准有显著差异

“我们应该意识到，面向全校学生发送的心理测评量表，只适用于没有症状的学生群体筛查，它与临床上用于确诊抑郁症的诊断标准有着显著差异，也并不具备完全的参考价值。”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曲姗表示，学校推广面向全体学生的心理测评，并非是潜在抑郁症患者走进医院为了确诊和治疗而做的科学心理测量。其意义更类似于社区为群众开展血压测量，但并不能从血压数据来判断罹患了怎样的疾病，而是提醒对方关注血压变化，如有异常还需进一步就诊。

“所以这样的普遍性筛查，更多的价值是反映孩子在一段时间以来的情绪变化，提醒家校双方关注孩子压力的来源和承受能力，它与医学上标准的测量体系，并非是同一个出发点和同一个作用体现。”曲珊说。

基于这样的出发点，曲珊认为，面向所有青少年群体的心理测评量化表，更应该反映学生对周围学习生活、朋友关系、家庭环境的感知以及近期显著的情绪变化，而非直接提问涉及自杀的话题。“因为如果已经上升到自杀层面，那需要的就不单是心理测评，更应该及时就诊。”

此外，曲珊指出，由于量表的实名性，无可避免的会造成测量结果的隐瞒，因此在参考价值上也打了折扣。这也同样是量表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对于青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筛查问题，胡三红也提出，并不能偏信心理测评使用的量表，因为在实际测量中所选择的量表并不合适，再者青少年儿童的心理是否出了问题还需要老师和家长在学习生活中认真观察孩子的情绪状况。两者结合，才能做到真正地筛查出有心理问题的青少年儿童。

“科学的确诊方式，量表只是一个辅助工具，更需要一对一的面诊。”曲珊指出，如果家长发现了孩子情绪问题的端倪，最需要的就是带孩子就诊。即便在就诊环节，儿童青少年与成年人也并不相同：“儿童确诊，因为描述问题的不准确性，所以医生必须要和家长交流，从侧面切入。”因此，这就对家长的关注度提出考验，也更加印证了一张量表的不足性。

青少年儿童心理测量量表该如何更科学？

专家呼吁：普及性的心理测评，建议组建专家团队共同研发

“从临床上来看，目前是有国际通用的青少年儿童心理测量量表，且不同年龄段又有不同的量表。”胡三红说，青少年儿童心理测评过程中所使用的量表是既定的，从科学严谨的角度来说，问题中的专业词汇并不能随意更换，随意更换就会导致量表准确性大打折扣。

眼下，各个学校采用的青少年普及性的心理测评量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此，曲珊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为了提高筛查的准确性和可实用性，或建议各地区组织当地专业的心理医师团队，以研讨会的形式来确定更具科学性的青少年心理测评量表。

“从现在的临床数据来看，大部分青少年出现抑郁症最终导致悲剧，其原因更多在于没有及时发现疾病的存在，或者排斥治疗，不遵医嘱。”因此，曲珊认为，合适的青少年儿童测量量表制定，有利于早期发现孩子的情绪问题，及时疏解。另一方面也可不断鼓励家长和学生积极接受治疗，减少病耻感。”

“我们没有人想看到青少年儿童因为抑郁症而走上不归路，面对目前儿童、青少年群体的抑郁症筛查、救治存在的不足，校方和家长都要对青少年儿童的心理问题有足够的重视。”胡三红也建议，眼下最需要做的是对家长和孩子进行抑郁症相关知识的普及，让家长认识到在未成年人特殊时期，给予孩子情绪问题更多的关注，在发现问题时及时对孩子伸出援手，避免让孩子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陷入抑郁症的深渊。

“抑郁症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如果我们能够在早期进行一些干预，比如心理咨询以及药物治疗等手段，抑郁症能够在及时治疗之后痊愈。”曲珊说。

红星新闻记者 杨雨奇 吴阳 实习生 艾小文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