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中国被日本掠走的文物还有机会回家吗？爱国企业家重金收购海外文物回流的方式是否值得提倡？

9日晚，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联合商务印书馆，在四合书院举行了《被掠文物回家路——“二战”被掠文物返还的法律与道德问题》新书分享会。

该书主要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法教席”主持人王云霞，与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市法学会中国法律文化研究会会长柴荣，围绕“被日本掠走的文物还有机会回家吗？”的主题进行了深度对谈。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都有大量文物从原属国被掠夺或被非法转移。被掠文物的返还，涉及原属国与所在国之间，以及原有权人与博物馆、收藏者、交易商、公众等各方间的利益关系。《被掠文物回家路》将日本掠夺文物的追索与返还置于整个“二战”被掠文物返还的国际视野下，比较欧美国家处理纳粹德国劫掠文物返还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同时吸取韩国在追索日掠文物方面的有益经验，从而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路径。

王云霞指出，“二战”期间被掠夺文物的返还是一个重大国际性难题，也是特殊的历史遗留问题，事关地区稳定和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中国作为“二战”最大的受害国之一，有大量的文物在战争期间被日本劫掠，至今未能归还，但该问题并未得到国际和国内的重视，因此亟须学术界对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理性阐释，寻求解决路径。这正是《被掠文物回家路》一书的写作目的。

柴荣梳理了日本掠夺中国文物的情况。实际上，日本对中国文物觊觎已久，从清末至七七事变前，经常在各地以探险科考为名，行盗窃掠夺之实；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更是明目张胆地对中国文物进行了系统性掠夺。民国时期虽然对“二战”期间中国文物所遭受的损失有大致调查，但记录在册的只是极其有限的部分，至今没有完整的统计数据，这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

在对谈中，主讲人还分析了日掠文物至今要不回来的主要原因，并在借鉴犹太人艺术品返还实践的基础上，梳理了中国目前可以采取的追索措施。王云霞建议设置专门的文物追索机构开展系统调查；发挥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促进互惠互利；同时，应不放弃通过政治途径解决。柴荣指出，考虑到国际上正在兴起的欧洲殖民地文物返还新政，除了“二战”期间被掠文物，甲午战争以来中国被日本掠夺的文物都应该纳入返还的范围。

在互动环节，《被掠文物回家路》一书的另两位作者胡姗辰和李源针对读者和听众所关切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和解答。其间，很多读者提出，目前由爱国企业家通过高价购买的方式将被掠夺的文物购回中国，这种方式是否值得提倡？作者认为，购买的方式并没有从法律上区分现持有者拥有流失文物是否合法，不利于对被掠文物的追索，并且还可能增大现有文物流失的风险，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购买的方式是不值得提倡的。而对于“二战”期间与中国文物相关的最大悬案——北京人头盖骨失踪之谜，作者认为，关于它的失踪有很多种猜测，虽然一直没有找到下落，但毫无疑问，它属于“二战”期间被转移的文物，一旦被发现，应当无条件返还给中国。

最后，主讲人提出，公众在助力流失文物的追索和返还方面也可以有所作为，包括不购买或帮助购买（包括回购）非法流失或者来源不明的文物；确实发现流失文物线索的，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关注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文物返还NGO，提供力所能及的宣传和协助工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