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是积雪的光秃山岭，新建的西吉文学馆坐落在群山中，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文学爱好者相聚馆前，目光热切——位于宁夏西吉的中国首个“文学之乡”已成立十周年。这片曾以“苦瘠甲天下”闻名的土地，如今用一整面墙都放不下的文学荣誉，向世人展现了一个勤奋书写的农民作家群体，在西海固腹地谱写了一部深邃的精神史诗。

“文学不仅是西吉这块土地上生长最好的庄稼，西吉也应该是中国文学最宝贵的一个粮仓。”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如是说。

从油印《葫芦河》到“文学之乡”

大巴车行驶在平坦道路上，山脚下的葫芦河已然冰封。对于十年九旱、山大沟深的西吉来说，葫芦河孕育着生命与希望。“葫芦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所以西吉第一本文学季刊就叫《葫芦河》。”这条河，将尤屹峰的思绪拉回1987年。

那是一个部分百姓“家无隔夜粮，冬无御寒衣”的年代，人们却格外渴望精神食粮。当时在中学教语文的尤屹峰同几名教师一起，成立了宁夏首个文学社——葫芦河文学社，并自费购买手拉油印机和纸张，创作诗歌、散文，利用课余时间在宿舍刻字油印，装订成48页的《葫芦河》，免费赠阅。

没钱给作者发稿费，尤屹峰等人就给作者奖励那时十分珍贵的稿纸，并给每位作者认真回信，无论采用与否。

《葫芦河》渐渐成为西吉文学主阵地，吸引、鼓励了一批热爱文学的人，社员从7人发展到60多人，其中就包括作品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的作家郭文斌。

1991年，《葫芦河》因经费、人员面临困难，被迫停刊。2007年，在政府全额资助下，西吉县文联重新刊印《葫芦河》，投稿人数不断增加，杂志从创刊时的80页增至144页。

“从西吉县走出去的作家，都带着《葫芦河》的影子。”《葫芦河》现任主编樊文举说，这本杂志尽可能地接纳、鼓励创作者，并不断提高办刊质量，是西吉作家的摇篮。

从2008年起，时任西吉县文联主席的郭宁感受到西吉人对文学深深的热爱，于是四次前往北京，最终见到铁凝，表达了将西吉建设为“文学之乡”的愿望。2011年10月10日，中国首个“文学之乡”落户西吉。走在路上的郭宁接到这个消息，背过人群哭了半晌。

十年过去了，西吉县文学创作者数量从600多人增至1300余人，其中中国作协会员18人，宁夏作协会员69人。“就文学的自觉性、神圣性、群众性、普遍性来讲，这在全国是极为罕见的。”宁夏作协主席郭文斌说。

“在苦难中书写美好与希望”

在西吉，有一种耐寒、抗旱、耐盐碱的草，当地人用它来扎扫帚、喂牛羊，这种草叫席箕草，据说就是“西吉”地名的由来，也是西吉人的精神象征。

郭文斌上初中时，鸡叫便要出发，冬天因天黑不慎落入河水，常常穿着结冰的鞋子听课；家中时常缺衣少食。在《农历》中，他笔下的乡土生活却充满传统节日带来的美好与温馨。“我们贫穷，但不怨天尤人，在苦难的生活中发现生活的美好，这是我们西吉文学的精神。”他说。

这种精神撑起了西吉文学的脊梁。

在短篇小说《抬水》中，48岁的樊文举回忆了自己和弟弟夜半去泉边“抢水”的经历，却不写苦，反而对月光有三次动人的描写。“努力在苦难中追求幸福和美好，生命的价值才能改变。”

26岁的西吉青年作家马骏自幼患有小儿麻痹，只能瘫坐轮椅中，却通过努力考上宁夏大学。然而，同样残疾的弟弟需要父母照顾，他只能放弃入学。那段黑暗时光，他从史铁生的书中找到光亮，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如今，他为残疾人而写作：“要超越肉体疼痛，追寻精神上更美的那一层。”

在西吉，像马骏这样靠文学改变命运的基层作家不在少数。他们又用自己的作品，为更多人注入精神力量。

文学庄稼生生不息

在西吉，文学和庄稼一样，是生活的一部分，并在代代传承中生生不息。

樊文举儿时无书可读，写过字的糊墙纸他也视若珍宝，跪在炕头看得如饥似渴。“那时候，大人见到我坐在写字的本子上，是要骂的，因为要‘敬惜字纸’。”西吉县副县长鲜瑞芳至今记得，自己的中学语文老师常将自己写的诗写到黑板上，在同学中掀起文学“创作热”。获得西吉县“文学新苗奖”的高一学生杨盼盼说，父母虽是农民，却时常和亲朋好友谈论文学，这是她的文学启蒙。

“在乡村振兴时期，西吉文学迎来了新发展机遇。”鲜瑞芳说。

如今，文学的种子已遍撒西吉乡村、校园——西吉县近300个行政村，村村都有文化书屋，一些农民白日耕作、晚上读写；全县校园文学社20多家，创办校刊20多部，并出现大量纯文学网络平台和账号。继火仲舫、郭文斌、马金莲、了一容等人后，新一代草根作家、校园作家雨后春笋般涌现。

樊文举说，西吉县的快速发展让当地文学作品发生了显著变化：“现在的孩子写不出苦难，因为没经历过，但他们的眼界更为开阔，有些孩子开始从事科幻和网络文学创作。”

郭文斌认为，在实现物质上的共同富裕后，西吉人民正努力迈向精神上的共同富裕。（记者马思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