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巷尾的叫卖声是中国民俗文化中极具烟火气的场景和记忆。

　　陆游写“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这是南宋深巷叫卖杏花的伞下风情。老舍写国难家仇，“那最常听到的电车铃声，与小贩的呼声，今天都一律停止。北平是在悲泣！”陆文夫记忆里，旧时“阿要大白米唉”“阿要白兰花啊”的姑苏吆喝，是与苦难并行的市井生活场景。中国百姓生的抗争、美的念想，在这一声声低吟浅唱里代代延续。

　　叫卖声是较难传承和保护的声音文化遗产之一。它由旧时城市乡间行商“自发口头创唱”，功能性、场景性极强。

　　自宋以降，叫卖声就在街市中显现。宋吴自牧《梦粱录》记载都城临安“街坊以食物、动使、冠梳、领抹、缎匹、花朵、玩具等物，沿门歌叫关扑。”“歌叫关扑”就是歌乐戏唱的叫卖兜售与投壶抽奖游戏的结合。清代风俗志《帝京岁时纪胜》中“有卖核桃、柿饼、枣、栗、干菱角米者，肩挑筐贮，叫而卖之”，描写的是老北京十二月时的“市卖”。“市卖”里的叫卖声由“吆喝”和“货声”组成，晚清民初，北京城中的五行八作均有专门的叫卖调和与之相配的响器。

　　叫卖声里，各地的城乡风情也一一呈现。老天津卫叫卖、上海滩叫卖声、太原市声、绍兴叫卖、南京吆喝……每一处城乡都曾拥有独具特色的叫卖声，这是属于本地的文化记忆。

　　老北京叫卖声依托老北京方言，兼具曲艺“贯口”风格，既要有规矩，又要有艺术性。这与北京胡同独特的空间形态有关。如在大宅门前吆喝，要拖长声，既让三四层院子里的人听见，又要透出优雅，不能野腔野调地招人烦。在萧乾的耳中，胡同里的叫卖声“从早到晚是一阕动人的交响乐”。其抑扬顿挫，变化颇多，有的豪放如唱大花脸，有的沉闷如黑头，又有的清脆如生旦。“磨剪子来，抢菜刀——”这样的声音穿越时代，历久弥新，今日的现代化小区里仍能不时听见。

　　上海弄堂空间围合封闭，小贩们叫卖的声音便显得格外响亮，透过窗户就可听见。“薏米杏仁莲心粥”“五香热白果，香是香来糯是糯”……形形色色的叫卖声从早到晚、此起彼伏，营造出浓浓的生活情韵。

　　老北京叫卖声，是中国声音文化遗产中得以较好保存和研究的代表。1906年，蔡绳格著《一岁货声》，首开中国声音文化遗产研究之先河。“（货声）可以辨乡味，知勤苦；纪风土，存节令；自食于其力而益人于常行日用间者，固非浅鲜也。朋来亦乐，雁过留声，以供夫后来君子。”《一岁货声》以老北京货声“开场”，寄望中华“后来君子”可扎根民间。该书从清末至新文化运动一直以手抄本存世，齐如山、刘半农、周作人等均曾抄录收藏。戏曲理论家齐如山受启发而编纂《故都市乐图考》，浓墨重彩描述小贩吆喝“有白有唱，与戏曲无异”。还有大量京味文学、戏曲、曲艺及电影中也保留了老北京叫卖声。话剧《茶馆》第一场就是“高桩柿子咧，涩咧，换咧”的吆喝，198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的表演曲目是《老北京叫卖组曲》，《伤逝》《夕照街》《骆驼祥子》等电影中，处处可见老北京的叫卖声。

　　新世纪以来，叫卖声是城市声音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渐成共识。各地越来越多的叫卖声被列入非遗保护名录，如老北京叫卖、姑苏吆喝、太原市声等。天津、南京、广州、绍兴、南通等地的方言吆喝，也在地方政府、文化保护组织和文化遗产研究机构的合作下逐渐复苏。北京史家胡同博物馆收录300多种来自老北京胡同的声音。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通过沉浸式展陈，将日夜晨昏、四季流转间不同时段的姑苏叫卖声带到参观者耳旁。广州声音博物馆尝试开发声音遗产保护与教育新模式。另外，得益于数字化保护和全媒体传播，现实生活中消失的叫卖声还在社交媒体、短视频中得以重现。有的吆喝声还被申请为声音商标，以数字音频的载体模式，广泛运用于文旅文创产品的研发之中。

　　叫卖声，见证着文明迭代、城乡变迁，书写和记述了中华民族朴素、积极、充满生命力的生活哲学。善用巧用创新型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传播视角、融媒体平台及虚拟视听技术，才能让叫卖声所代表的声音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