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随笔作家、张爱玲研究者止庵的首部长篇小说《受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推出后，有读者看见了一个气韵深厚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北京，有读者则看到了小说对《史记》和《哈姆雷特》的内在主题致敬。青年评论者徐兆正撰文表示，这本书往小了说，它写的是一个人的复仇，但往大了看，是回看上世纪八十年代，作者既不高看“记忆”，也不蔑视“遗忘”，而是作者不动声色地写下这个故事。这是一种立此存照：他（她/它）们曾经存在。
在《受命》这本小说里，主人公冰锋主要想做两件事，其一是代父寻仇，其二是撰写一部关于伍子胥的诗剧。两件事互为镜像：这两者他都做了大量准备，但正如他最终没有写成这部主题系于复仇的作品，真正的复仇同样被打上伍子胥命运的烙印——仇人先于实施复仇死去。先来看第一件事。父亲陆永志为同事祝国英所害是冰锋的母亲在失忆前告诉他的，她从旧报纸上为儿子指出此人的形象，又在一片纸上写满了仇家的名字。突如其来的知情使冰锋想起父亲遗留下的《史记》分册与夹在《伍子胥列传第六》一篇的遗书，且进而发现父亲在“员为人刚戾忍訽，能成大事”“汝能报杀父之雠”“楚国君臣且苦兵矣”这三句话旁用指甲刻下的痕迹，合而观之，种种草蛇灰线拼凑出一副被掩埋的历史图景，而冰锋在此得以领受相隔十七年的“父亲在这世界上最后发出的信息”。
冰锋明白父亲何以借伍子胥来激励自己：在为父亲、兄长雪恨一事，伍子胥得偿所愿，而同为人子的冰锋也理当如此，“具备他那种品格，拥有他那种决心，将这种决心付诸行动，将这行动贯彻一生”。直至此刻，冰锋还不曾打算撰写那部诗剧，故事的转折发生在他两次出门寻祝国英不遇之后——这么说有些牵强，事实是冰锋可能连祝国英家的大门都没找到——他重新翻开父亲遗留下的《史记》第七册，生发了进一步了解这位古人的心愿，如作者所言，为了深刻地把握伍子胥，冰锋“向上找到《左传》《国语》和《吕氏春秋》，向下找到《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可是，当冰锋读到的“伍子胥故事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讲得也越来越详细”之时，他也就距离自己复仇的任务越来越远。
关于伍子胥的诗剧属于复仇的延宕。对伍子胥本事的“重读”乃至“想象”迹近贯穿整部小说。“重读”最初是自我砥砺，惟当复仇无法立刻执行，主人公也就在愈发深入的“重读”中以对伍子胥生平的“想象”取代了对复仇的设想。或者换个说法，冰锋因之离哈姆雷特越来越近。不过，他最终成为“伍子胥”，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却是他长时间地处在“哈姆雷特”的位置。这是一种过于文学化的生活，但在八十年代未必没有。撰写伍子胥的诗剧之于冰锋是领受了复仇之命又无法兑现的替代品，而现实佐证了在很长一段时间这项使命对他来说都是“一件伟大的事业担负在一个不能胜任的人的身上”（歌德《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至此，替父寻仇与撰写诗剧才互为彼此的镜像，未能完成的诗剧不过是对长久搁浅的复仇的戏仿。
纵观整部小说，从楔子至第一部第二章第一段，小说的叙述节奏极快。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以上部分才是《受命》的开端。自此以降，叙述节奏逐渐放缓，偶有变奏之处，也无一例外属于复仇的延宕。小说的正文由八次延宕组成。第一次延宕是冰锋思忖祝部长可能是费无忌——史书记载楚平王正是听信了费无忌的谗言，才将伍奢、伍尚一一杀掉——此时冰锋心中的复仇信念已经动摇：是向“费无忌”报仇呢，还是找到现实中的“楚平王”？进而言之，不杀“楚平王”而视“费无忌”为寻仇的对象，“是否舍本求末，放过了真凶呢？”然而，在稍后与父亲另一位同事贺叔叔的对话中，后者明确否认了在父亲的冤案里存在“楚平王”的角色。延宕一的结束源自冰锋读到了贺叔叔临终前写给他的残信，于是他复又坚定了复仇的决心：“祝部长究竟是费无忌还是楚平王，又有什么关系呢？”
小说第二次延宕是冰锋与叶生的相遇，而两人的“相识”及其意义则要等到第三次与第四次延宕之后——祝国英住院，随后又从冰锋所在的医院转至另一个医院——才会被照亮：在叶生父亲的病房，冰锋看到了“祝国英”三个字。准确地说，祝国英之将死对冰锋而言并不构成延宕，这个事实反倒是在敦促冰锋立刻下手，以免使复仇计划彻底落空。他对此未必没有体会，但他的结论是“无论如何，必须有一个与祝部长单独相处，对方神志也清楚的机会。要询问他一向到底出于什么目的，有着怎样的企图——那近乎一场公正的审判……允许仇人申辩，允许他解释为什么要处心积虑地构陷一个无辜的人”。随着祝国英转院，与冰锋近在咫尺的仇人又一次消失踪迹，是以冰锋不得不加紧与叶生联系。这也是此书至深的吊诡：他原想通过叶生找到祝国英，不曾想这种联系恰恰成了复仇之路最大的障碍。
冰锋试图通过撰写伍子胥来达成一种反思，这是“理”的耽延，他在与叶生的交往中越陷越深，甚至“偶尔（才）感到沉重……忽然想到她有那样一位父亲”，“不免想，她如果不是祝部长的女儿就好了；却并不因为这一身份，而对她有丝毫反感”，则是“情”的贻误。此时的冰锋显然已丧失全部主动性，所以他才“等待着命运将他引上一条道路，不过还没有走到路口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走到”。此处或有巧合，不过巧合的因素已为叶生的可爱冲淡，何况作者也早在书中暗藏了预先的自辩：“哈姆莱特的故事可以写成一部好作品，伍子胥的故事却不大容易。总不能在诗剧中塑造这样一个形象：不断从舞台的一端奔跑向另一端，所说的话除了表明决心，就是偶尔对自己的机遇和命运发出的感慨”。复仇不断耽搁于叙事之旅，实际上也是作者在完成这本书时主要用心、用力之处。
在将祝国英的名字告诉儿子后，母亲残存的记忆像是终于完成使命一般飞速消逝，直至她不复记得一切。冰锋对此既感到悲凉，又无奈至极。从母亲家走回自己住所这一段实在写得哀婉动人，它无疑也促成冰锋短暂地从“情”里脱身。在以匿名信的形式告知祝国英复仇计划后，“冰锋的思路渐渐清晰起来”：通过将祝国英锁定为父亲悲剧的责任方代表，他暂时终止了与叶生的恋情，但第五次延宕——与芸芸的相识——也随之来临。这两段恋情略有区别之处，在于与叶生的恋情尚且含有接近祝国英的目的，无论这层目的如何被恋情本身淡化；与芸芸的交往则径直使他忘却了复仇这回事。两段恋情的终结各有一个标志：前者是亲临祝国英家观察后者读匿名信的反应，后者是收到那把委托老师从国外带回的格斗刀。等到冰锋收到格斗刀，他也就顺势终止了与芸芸的交往。
小说的第六次延宕是与叶生重逢。这次重逢意味着冰锋从芸芸所象征的庸常生活脱身，但这一脱身乃至重返原先划定的轨道，又必得依靠着那个尚未解决的悖论：只有通过叶生，他才能“正当”地向祝国英寻仇——如果绕过叶生，这寻仇便不再“正当”；如果选择不绕开，他又将如何向一个父亲的女儿证明杀死他的父亲是“正当”的呢？冰锋母亲的往生与冰锋父亲临终前所在的地下室沦为一片瓦砾具有对称的象征性，这两件事加上他偶然在叶生家读到的法拉奇访圣地亚哥·卡里略的谈话，终于使他下定决心，并且选择了后一种方式。倘若可以用狂狷二字形容冰锋，“狂”（进取）自然指的是他所受之命，“狷”（有所不为）则是他处处给自己设定原则。在这个意义上，选择后一种方式，也是小说里冰锋唯一一处向自己设定的原则让步。也许是他意识到若非如此，复仇便再无希望了。
从这里开始，原先不断被作者放缓的叙述再次提速。1986年春节前夕，冰锋提着活鱼冻鸡来妹妹家吃饭，在餐桌上他将三百元现金和两百元国库券交予妹妹。完成了这件事，他便可以心无旁骛地去做另一件事了。到了这一步，小说出现的第七次延宕也就不再构成长久的困扰：回到自己家中，冰锋望着趴在桌上熟睡的叶生，望着这个“睡得如此安详，如此恬静”的女人，就像马塞尔面对着熟睡的阿尔贝蒂娜，冰锋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幸福。然而复仇的决心很快就将那种温柔的想法（“只是想好好地待她，更准确地说，是和她一起好好地待自己，将此前噩梦一般纠缠着他的一切都抛开，不管她是谁的女儿，也不管谁是她的父亲。他要和她在一起，像两个普通人那样在一起，度过今后的日子”）一扫而尽。他从家中出来，在冬天的街道逛了一夜。
从后文可以推断，小说第八次延宕来自叶生有意的阻拦。那晚她在冰锋的笔记本里已然知晓他对伍子胥情有独钟的深意，于是才有了两人在1986年元旦跨年时的一场类似接头暗号的对话：叶生漫不经心地读了艾略特《四个四重奏》里的一句诗：“For last year's words belong to last year's language and next year's words await another voice.”并进而指出夹在last year和next year之间的this year或不存在。叶生的本意冰锋一无所知，可他还是依靠着某种惯性回答：“只怕我们还没有找到来年另外的表达形式，就已经忘掉了去年的言语”。质而言之，两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是否应当遗忘过去。随后，叶生更加大胆地暗示了她对复仇的不赞成。冰锋完全没有听出叶生的言外之意，其回答也近乎敷衍，他只是觉得叶生今晚的话说得太多且“虚无缥缈”，而这一切又无非是因为他对待复仇早已心如铁石。
作者没有实写复仇，所以这件事也就如一个悬置的点停搁在那里，它开启了小说的尾声。这里的形式与《情感教育》结尾“他旅行……他回来”掠过二十余年的笔法如出一辙。这部小说的尾声从正文结束的1986年直接跳跃到2020年，但呈现众人命运参差，却是借冰锋的弟弟铁锋之口。通过他的讲述，我们知道冰锋终究还是没能实施复仇，他在八十年代末移居海外，与亲友疏少音讯，有过两到三次不甚成功的婚姻；叶生与冰锋同期出国，她一直在美国的某所大学授课，终身未婚。其余的人，如铁锋、平果、芸芸等，都成了今日的中产阶级。正是在他们眼中，冰锋的一生成了茶余饭后的话题——这一段读来很有些悲凉：冰锋的举动在三十多年前不曾被弟弟当回事，在三十余年后更是被至亲之人看作玩笑。令人耿耿于怀的不是冰锋为自己的原则、底线所“毁”，而是这原则、底线从八十年代中期便开始从时代的列车上脱落，在今天已完全沦为奚落的对象。
《受命》这本书，往小了说，它写的是一个人的复仇，但往大了看，这种复仇就是一个人在向历史复仇，向历史索要答案。但历史没有给他答案，历史只是证明了“遗忘”的“正当”。它抛弃了这个可以说与八十年代同构的复仇者（在他/它之前没有人会怀疑这件事，在他/它之后也不会有人再去想这件事），同时拣选了那些嗅到时代将往何处去的的弄潮儿。作者既不曾高看冰锋的“记忆”，也不曾蔑视铁锋们的“遗忘”，当然小说别有意味之处还不在结论，而是作者不动声色地写下这个故事。文本完成之时，这个进退失据的人与这个进退失据的时代也就被一同裹进小说的琥珀。这是一种立此存照：他（她/它）们曾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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