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片公司今何在？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倪伟

发于2022.2.14总第1031期《中国新闻周刊》

“华语音乐当然在进步，为什么会倒退呢？”沈黎晖仰坐在办公室阳台的椅子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2022年初的这天下午，这位摩登天空CEO兼清醒乐队主唱，正忙于财务、预算、总结等各种公司事务。他掌管的音乐王国在高速运转。北京东四环外的这栋旧厂房里，摩登天空的几百名员工填满了两层巨大的平层，新歌录制间隙，乐手们钻出录音棚，聚在楼下抽烟。

千里之外的海南，上一年度最后一场草莓音乐节刚刚落幕，相隔半个月，新一年的年度发布紧随而来。2022年，160多张专辑被列入摩登天空的发行计划，平均两天一张，创历史新高。摩登天空将全面布局虚拟世界，一位虚拟音乐人即将出道。继摇滚、民谣、Hip-Hop之后，今年将大举进军国风板块。

似乎存在着两个华语乐坛。一个在江湖之上，打造魔音贯耳、批量生产、算法分发的网络“神曲”；一个在殿堂之中，遵循传统制作流程，工业化淬炼高品质音乐。两者偶有交汇，但在2021年末的舆论场上，形成泾渭分明的撕裂。“华语音乐完了”的悲观论调，再次甚嚣尘上。

殿堂之中的唱片公司，曾经为音乐天才提供了起飞的引擎，也按照私人订制的模式，将一个个平凡的素人包装成时代巨星。他们打造白金唱片，生产国民金曲，创造集体记忆。他们曾经决定人们能听到什么音乐，喜欢什么曲风。他们定义了流行，也塑造过审美。

有人疑惑，网络热歌横行的年代，作为音乐行业曾经的守门人，唱片公司如今在做什么呢？

流量逻辑影响唱片工业

2021年末，太合音乐集团“A18我们的主歌”企划收官，这个由英文字母、数字、中文等一系列代码组成的概念，透露出音乐公司积极求变的心态。企划收录11首歌，每首歌均来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位音乐人的合作。初衷是鼓励来自不同体系的音乐人打破壁垒，在口碑品质和流量数据中寻求平衡。

网络热歌《你的答案》原唱阿冗、《白羊》唱作人徐秉龙，这些自带流量作品的音乐人都受邀而来，与太合音乐旗下唱作人混搭。李玉刚则与赛博朋克说唱乐队“MiniG迷你机”合作了《东方不败SWORDSMAN》，李玉刚清亮的嗓音，与电音形成了奇妙的互动。

“华语流行乐内部呈现出某种困境，出现了迥然不同的用户、市场，听懂彼此越来越难。”太合音乐集团副总裁胡译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原因在于技术和媒介发展以及垂类消费生态的蔚然成风。流行音乐责无旁贷地要担负一定的沟通媒介作用。”在北京三里屯的办公室里，他一边在电脑上点开这些歌，一边跟《中国新闻周刊》一一解释每首歌的构想。

一首R&B飘出来，由丁世光与Vicky宣宣合作。丁世光是业内公认的优质唱作人，曾以创作人、制作人等身份参与陶喆、田馥甄、林宥嘉、易烊千玺等艺人作品；Vicky宣宣是b站“百大Up主”之一，15岁的中学生，拥有180万粉丝。丁世光包揽了创作和制作，小女孩专程飞到北京录音。

唱片公司主动向热歌唱作人和流量博主伸出了橄榄枝，不惜动用顶级创作人，利用唱片公司制作和包装能力来实现“融合”。

那么，唱片公司与流量歌手融合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不可否认，流量逻辑不仅席卷音乐产业，也在影响着传统唱片公司。胡译友坦率地承认，平台适配性和线上传播潜力已经成为公司选新人的考量之一。以流量和品质将流行音乐一分为二的传统逻辑，显然不再适应市场要求。

太合音乐已经将大热金曲歌手YangYang签至旗下，他的《关机又关机》去年风靡各大线上平台。胡译友解释选择他的理由：“他会写高品质的金曲。”现在，除了去演出现场物色新人，唱片公司还会去b站、抖音等视频平台寻找，这些年轻人发来的demo(歌曲小样)，不再是音乐文件，而是自拍视频。

唱片公司一些年轻歌手写歌时，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受到热歌逻辑的指挥。所谓热歌逻辑，包括副歌前置、主歌缩短，和弦也遵循一定的套路，hook(副歌中最勾人的旋律)动听，过耳不忘。“很多音乐人是不屑于这么干的，但另一些人很‘聪明’，他们会按套路写。”胡译友说。

说着，他起身在白板上写下四个词：选秀、彩铃、流媒体、短视频——这就是华语音乐20年来经历的潮流。从业20余年，他见证了全部历程。每一波潮流都在冲击和重构唱片行业，总的趋势是，渠道以挑战者的姿态试图侵占更多话语权。他强调：“20年来传统音乐行业持续遭受冲击，是因为音乐传播路径发生了巨大变化。”

人们通过播放器和短视频听新歌，而不再直接购买唱片公司发行的CD和卡带，电视台和电台的打歌节目也所剩无几。唱片公司正遭遇营销路径上的困境，哪怕知名歌手新专辑上线，往往也像小石子投进湖心，激不起水花。唱片公司对内容逻辑的自我迭代，正是这一冲击的反射：流媒体和短视频平台已经主导音乐传播路径。

“十大热歌是什么？那是用户的选择，而给用户什么？是你的选择。”胡译友说，进入流媒体和短视频时代，如果只是呈现和迎合用户的选择，就会变成这样。

乐评人邓柯解释，短视频音乐遵循用户行为逻辑，而不是精英审美逻辑。用户行为逻辑之下的热歌，无限接近于这个社会真实的平均审美水平。“听众一直都是分层的，有喜欢高雅的，有喜欢俗歌，只是以前渠道被相对精英的人把持，喜欢俗歌的人没机会为自己的品位投票。”

音乐行业应该有两种逻辑存在，除了用户选择，音乐内容公司必须作出积极回应。“我们这一世代的从业者究竟看见了什么，输出什么，想向用户、向世界提供什么，想为这个世代留下什么？或者哪怕从商业维度看，我们现在的内容十年后还有多少价值？或许投机者不需要思考，但行业从业者却必须时时思考。”胡译友认真地说。

他说，眼前的成本、收入、产值、性价比等种种数据，从来不是流行音乐的全部。“我们不仅要对市场变化保持敏锐度、作出积极应对，同时也得秉承必要的敬畏心、责任感和使命感。说白了，这件事绝不只一时一刻、一买一卖的生意而已。”

没有标准的未知时代

窦唯的《高级动物》——一代人关于90年代的摇滚记忆，现在被一个年轻的声音嘶吼了出来。编曲更为豪华，声音更有力度，乍一听，低沉的嗓音与窦唯多少有些相似。重新唱起这首歌的，是成军三年的摇滚乐队虎啸春。

“像是对窦唯个人风格和思想的一种延伸，还能凸显虎啸春自身的特色。”有听众在网易云音乐评价。“如果你没听过原作，会觉得，这是新歌吧？它也是新歌，也是旧歌。”叶云甫如此剖析这首歌。他是滚石(中国)艺人发展部副总经理、“滚石40滚石撞乐队”专案统筹，这首歌的幕后推手。

2021年12月起，为纪念滚石唱片公司成立40周年，“滚石撞乐队”系列歌曲陆续上线。一共40首歌，由40支两岸乐队对滚石经典进行重制。P.K.14奉献了暗黑气质的《滚滚红尘》，大象体操慵懒地唱着《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二手玫瑰则用唢呐吹起《恋曲1980》——出自滚石首次石破天惊的专辑《之乎者也》。

谈起专案的初衷，叶云甫说，华语音乐的断代似乎过于急迫，十年甚至五年就是一代，滚石希望大家别忘了老歌，通过重制让老歌焕发生命。他也承认，希望通过新世代的乐队，吸引新世代的听众。

滚石上一次弄出大阵仗，还是十年前的“滚石三十周年”大型演唱会。流散各处的80多位滚石系音乐人，在台北小巨蛋和北京鸟巢，共同怀念一个唱片公司的辉煌年代。以《我是一只小小鸟》红遍华人世界的赵传伤感地说，“我以为会老死在滚石，结果……”滚石董事长段钟沂流着泪回应：“很抱歉没有让各位在滚石老去，让大伙离乡背井四方谋生。真的很抱歉，没有照顾好大家！”

这是个很有家族氛围的场景。在华语乐坛，滚石确实是最具“大家长”气质的公司。而在唱片工业时代，唱片公司正是以大家长的姿态，养育出一代又一代歌坛明星。

一切正是从滚石开始的。1980年，段钟沂与段钟潭两兄弟在台北创立滚石唱片公司(前身为滚石有声出版社)。两年后，滚石为一个名叫罗大佑的放射科医生发行了专辑，当时台湾尚处于戒严时期，这张针砭时弊、嗓音怪异，又有着苍凉沉郁的历史情怀的《之乎者也》击中了人心，大卖14万张。台湾现代流行音乐时代开始了，滚石与音乐才子们相互成就，在八九十年代独步乐坛。罗大佑、李宗盛、小虫等制作人坐镇把关，发掘出周华健、齐秦、陈淑桦、伍佰、张信哲、任贤齐、刘若英、五月天等华语乐坛半壁江山。

滚石的版图迅速铺向整个华语世界，在香港签下Beyond、张国荣、林忆莲等巨星。出身滚石的张培仁赴北京设立魔岩文化，挖掘内地摇滚乐，推出影响深远的专辑《中国火》。1994年春天，窦唯、张楚、何勇同时发布个人专辑，同年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演唱会，“魔岩三杰”从此成为摇滚精神的化身。次年，魔岩文化成为滚石子公司。

滚石的海报上曾得意地写着一句话：在台湾，每家唱片公司都在深夜聆听滚石的音乐。滚石的意义除了商业的成功，更重要的或许是，以人文立场和现实批判抬高了流行音乐的精神水位。罗大佑在《之乎者也》中，就表达了对风花雪月的台湾民歌的反叛：“风花雪月之，哗啦啦啦乎，所谓民歌者，是否如此也？”有评论曾说，滚石让流行音乐有了和电影和文学比肩而立的文化高度。

回过头看，华语唱片工业的黄金时代，也只有那短短十来年。

八九十年代，五大国际唱片公司(华纳、环球、BGM、百代、索尼音乐)登陆华语市场前，本土唱片公司像野草一样疯长。在人们的生活里，音乐的存在从未如此重要，后来也再没有超越过。滚石、飞碟和宝丽金，是当时的前三大唱片公司，香港的宝丽金捧红了邓丽君、许冠杰、谭咏麟、张学友、王菲等人，台湾飞碟唱片则拥有王杰、姜育恒、苏芮、蔡琴、张雨生等巨星。

1993年，宝丽金发行张学友的专辑《吻别》，创下了400多万张的销量纪录。直到数字音乐时代，流量明星们才用数字专辑销量将他远远甩在身后。当时在香港和台湾，5万张销量的唱片被称为白金唱片，10万张是双白金唱片。那几年，全球最火的歌手是迈克尔·杰克逊和麦当娜，张学友当时专辑总销量高居全球第二，仅次于迈克尔·杰克逊，可见华语唱片市场的红火。滚石同期的头牌巨星周华健，也在1993年发行了超级畅销专辑《花心》，在抗衡与协力之间，与“四大天王”共同为流行文化繁荣的90年代拉开大幕。

《吻别》和《花心》风行的次年，内地一批鲜嫩的歌手以“94新生代”之名集中爆发，包括北京的陈红、陈琳、谢东、孙悦等，广州的杨钰莹、毛宁、甘萍和李春波等。这是内地唱片工业第一代造星成果。受到港台影响，内地唱片工业在90年代初加速膨胀，1990年在香港创立的大地唱片，两年后迁到北京，推出了《我的1997》和《校园民谣1》，命名了名为校园民谣的曲风。同样由香港人创办的红星生产社，在北京小宾馆里起步，推出了郑钧、许巍、小柯等人。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清华毕业生宋柯，创立了人文气息浓郁的麦田音乐，签下朴树、叶蓓和尹吾。

叶云甫1998年进入滚石唱片担任企划时，正是风光年代的尾声。那时双白金销量只是一个门槛，决定着新歌手能否发下一张专辑。滚石世纪末最后一张王牌五月天，才刚被李宗盛签进公司。其实，危机当时已经潜伏下了。90年代，风头正劲的滚石向海外迅速扩张，在亚洲开了12个分公司，却遭逢唱片市场萎缩，最终赔得很惨。

危机从四面八方而来。1995年，五大国际唱片公司进军华语市场，2000年前后，本土唱片公司要么倒闭，要么被五大收购，飞碟和宝丽金分别委身华纳和环球，只有滚石倔强地保持着独立。滚石为摆脱困境，试水网络音乐市场，却遭遇盗版横行，以至于节节败退，顶峰时200多名艺人缩减到十几位。世纪之交欠下的债，直至2012年才还清，创始人段钟潭接受采访时感慨，25年辉煌不抵5年亏损。

最近的十年，滚石缓慢复苏，在广州落地“中央车站”live house，举办了几届原创歌手和原创乐队大赛，并与时俱进地成立了滚石电音的厂牌，力图保持新锐的姿态。疫情发生后，线下演出锐减，叶云甫再没来过大陆，他在台北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电话采访。

叶云甫觉得，2015年之后滚石走出了寒冬，整个音乐市场也进入一个“未知时代”。以前，一张专辑怎么做，主打歌长什么样，变动不大，唱片公司按市场需求提供内容。而网络平台主导声量的时代，没有标准模式，市场难以捉摸。推歌手、推新歌的方式瞬息万变，滚石也在适应未知。

“比如摩登天空也得面对网综这些东西，怎么介入，又不让原来的歌迷反对。”他笑着说，“都是大家的共同题目啦。”

音乐这门生意

“内容——场景——用户。”1月19日，摩登天空2022年度发布派对上，沈黎晖指着大屏幕上的三个圈说，摩登天空早已实现这三个要素的闭环。接着，三个圈投影出对称的镜像，“虚拟”两个字浮现。“虚拟内容、虚拟场景，以及虚拟场景里的用户，也将在未来形成闭环。”他宣布，摩登天空将全面拓展虚拟世界。

在办公室接受采访时，沈黎晖掏出手机向《中国新闻周刊》演示，今年的线下草莓音乐节也会增加AR(增强现实)体验，App里可以扫出虚拟的地图、互动游戏和消费提示。这意味着，就算你去音乐节寻求狂欢，也摆脱不了手机了。

摩登天空的音乐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俨然成为分众音乐时代和抖音神曲时代的另一个滚石。

急切地捕捉潮流、拥抱时代，这一切都像极了互联网公司。“民谣、说唱、乐队，最近六七年中国几次原创音乐潮流，全是由摩登引领。”沈黎晖用平静地语调回忆，“但最初十年我们就是行业的一个奇葩，很边缘的厂牌。”摩登天空于1997年在北京成立，那时四大天王余威尚存，年度金曲是《知心爱人》，崔健、黑豹、唐朝开创的上一个愤怒、“死磕”的摇滚时代已经走入低潮。而摩登将一批更年轻的摇滚乐队聚拢在北京的地下，相比前一代人，他们更时尚、放松、无所谓。

摩登天空从边缘到主流的转折发生在2007年，那年，摩登天空音乐节创办，两年后又创立草莓音乐节。本世纪初，国内户外音乐节文化由北京迷笛音乐节肇始，经由草莓音乐节开枝散叶，节假日去郊区奔赴一场音乐派对，成为越来越时兴的生活方式。而从另一面来看，从脏兮兮的烂泥地进化到风景如画的景区，音乐节也由寄托理想主义的乌托邦，蜕变成享受当下、彰显品位的社交场景。

很难说，时势造就了摩登天空，还是摩登天空创造了时势。举办第一场音乐节时，摩登天空砸进全部家当，后来，公司靠此扭亏为盈。十多年间，音乐节融入城市青年文化，乐队文化走向普罗大众，当年被地下音乐滋养的文艺青年，拥有了话语权和消费能力。独立音乐时代到了，曾经受欢迎的人美歌甜型歌手，也希望装扮上独立、个性的外衣，这样才有资格上音乐节。摩登天空走出昏暗的live house，逐步主流化，草莓音乐节甚至被纳入官方背景的北京国际音乐产业大会内容板块。

唱片市场越来越不景气，音乐节倒成为新的增长点。统计数据显示，国内近年每年举办约300场音乐节，十年前仅有六七十场。摩登天空是推动者，也是受益人。草莓音乐节以其对消费的强力拉动，受到各地的欢迎。沈黎晖说，去年海南陵水草莓音乐节，两天4.5万名观众，在海南吃住、旅游、逛免税店，直接拉动4个多亿消费。一般音乐公司的收入结构，版权和艺人经纪各占一半，而摩登天空还有一个现场演出板块，一度是主要收入来源。

摩登天空有一套完整的商业思维，在每一个细分板块，都要打通音乐内容到场景、消费的链条，最终联结到青年文化和生活方式。

疫情刚开始时，有短视频平台来合作线上音乐会，采买摩登天空的作品。一听说音乐会打算免费上线，即使采买费照付，他否决了。“这点我们就非常不认同，就觉得怎么能免费呢？你辛辛苦苦做的东西，用户就应该付费。”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后来摩登天空自己做了半年“草莓星云”线上演出，旗下新裤子、万能青年旅店、五条人、痛仰等乐队依次上线，票价40元。

他从中看到音乐公司与平台公司不同的商业逻辑：平台将用户看做核心，而音乐公司的核心是内容，所以永远站在音乐人这边。事实上，摩登天空也没有忽略用户，草莓音乐节60%以上的票，是在他们自己的App上卖出去的，他们牢牢将用户绑在身边。

阐述摩登天空的生意时，沈黎晖反复提及一个重点：“场景”。摩登天空不断拓展场景，音乐节、live house等都是音乐消费的场景。短视频也是场景的一种，摩登天空不为此焦虑的原因，是自身开拓的场景已经足够多。今年，摩登天空还将把武汉百年建筑民众乐园改造成摩登天空IP综合体，汇聚音乐现场、艺术空间、购物消费等综合业态。沈黎晖不谦虚地说，在场景创新方面，摩登天空比任何音乐公司都要激进。

“但我们对音乐价值的判断，从来没有变。不是说彩铃一来我们就去做30秒彩铃，短视频一来我们就做30秒短视频。”他说，在单曲年代，摩登依然用EP或专辑的逻辑做音乐，大部分专辑依然在发行实体CD和黑胶唱片，甚至准备仪式感地“复活”卡带。

挣到了钱的摩登天空，有了更多自由去做那些不挣钱的事。据沈黎晖说，摩登天空80%的业务完全不为了挣钱，比如他们正在发掘非遗民族音乐，并资助学院做课题，留下学术资料。他称挣钱并不是自己的追求，当年成立摩登天空，也只是为了给自己所在的清醒乐队出一张专辑。如果能把赚来的钱全部投入感兴趣的事情，不断循环下去，“这就很爽了啊”。

“大家长”转型

太合音乐的网站上写着一句话：“我们从不将艺人视为资产，而是将其视同伙伴。”公司可以为艺人提供“一站式服务”，包括艺人经纪、企划宣发、版权运营、商演代言、粉丝社群等。从大包大揽到精准服务，唱片公司已经自觉转变了定位。开创“大家长”制度的滚石，也在2002年解散了制作部，告别这一模式。

滚石(中国)艺人发展部副总经理叶云甫在朋友圈分享一篇名为《唱片公司对独立音乐人到底还有什么用》的文章时评论，“这的确(有)一堆问题，仍需要唱片公司，即专业能力。”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所谓专业能力，主要不是指音乐方面。据他观察，唱片公司已经很难在音乐上为音乐人帮什么忙。今天唱片公司的能力，体现在知道去哪儿发现好音乐和音乐人才，继而，帮他们策划接下来要做什么。“要做演唱会，要巡回，这不是小事情，需要公司或团队去做。”他说。

在内地，唱片工业一直在恶劣环境中脆弱地活着。2011年，太合麦田CEO宋柯喊出一句“唱片已死”，随后辞职卖了一阵子烤鸭，让这一话题受到热议。唱片业式微，一个原因在于盗版猖獗，当时音像制品正版率仅为5%至10%；另一个原因在于版权结构不公平，2011年中国音乐产业300多亿元版权产值，作为内容创作者的音乐公司，分到不足2%。

这种先天不足，让孱弱的唱片工业在每一次动荡中都内伤颇重。现在，渠道话语权进一步移位，老牌唱片公司又需要努力调整姿势。据乐评人邓柯观察，唱片公司产生了几种身份的变化：一些因为积攒了很多版权，可以卖版权度日；一些退化成单纯的内容提供商；还有一些顺应时代，改做“神曲”。

而太合音乐集团副总裁胡译友坚持唱片公司应该重视另一项职能：融合。A18企划就是一项融合的尝试。去年，太合音乐还与故宫博物院、北京电视台合作了大型纪录片《紫禁城》主题歌音乐专辑，以流行音乐嫁接传统文化元素，出现了《光亮》《天地龙鳞》等在数据上表现同样出色的品质热歌。

不要忘记老牌唱片公司之外那些新的音乐公司，融入新的时代，他们完全没有思想和惯性上的负担。2018年成立的霓雾娱乐的CEO田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给自己起名娱乐公司，而非音乐公司，就是打算全面拥抱这个“一切皆可娱乐”的世界。霓雾娱乐旗下拥有盘尼西林、皇后皮箱、和平和浪等乐队，他们几年前就开通了短视频账号。

《2021腾讯娱乐白皮书音乐篇》总结说，过去一年，音乐行业全面进驻短视频，从主流歌手到摇滚乐队，从小厂牌到大公司。连Joyside这样的中年朋克乐队，也开始自导自演搞笑短视频。田甜看得出来，这几位大哥可能“每天都在研究吧”，他很赞赏这种态度。

有一阵子，在很多朋友的提醒下，田甜才发现和平和浪的一首歌在抖音火了，被使用超过80万次。而粉丝更多的盘尼西林，都没有一首歌达到这个量级。“我们会问自己，第一，为什么他们的音乐会被频繁使用？第二，我们自己怎么能主动把这些歌传播给用短视频的人？”

“很多人就觉得做线上内容，是因为疫情。并不是这样的，”他说，“你线上做得越好，线下就越火爆，这是现在和未来艺人要面对的常态。”他坦陈，音乐公司现在最大的痛点就是宣传，而短视频平台是眼下最有效的宣传渠道。“是不是平台也需要日常地跟音乐公司做面对面的碰撞？大家聊一聊，我们才好有计划性地来帮助艺人去做。”

霓雾娱乐打算更主动地走出这一步，他们计划今年与MCN公司合作，专门策划传播内容，因为与短视频平台深度合作的MCN公司更清楚平台需求，知道流量扶持的方向。他希望旗下音乐人都可以摘下面具，展示真实自我。比如，一个冷酷的吉他手下了台，或许是温暖奶爸，可以拍些带娃的视频。用户就喜欢这种，“甚至以后可以接奶粉广告呢”。

红海之外的可能

喧嚣之外，有人怀着更超脱的姿态。

元旦刚过，卢中强连续一个多星期扑在录音棚里，为河南卫视与优酷合作的小年夜“新民乐国风夜”监制录音。凭借国风元素的“奇妙游”系列晚会，河南卫视已经收割了一年的流量，这次他们相中民乐，与深耕民乐的“新乐府”厂牌达成深度合作。

卢中强走出录音棚，裹紧羽绒服，绕到十三月文化的办公室里。这位唱片行业老将，前华纳唱片制作人、十三月文化老板，已经年过五十。穿越流行和网络音乐江湖，他最终栖身在民谣和民乐的角落里，就像这个录音棚，隐身在北京八王坟汽车站的一角。

春节前，新乐府旗下乐团“新民氣”(新乐府民乐氣氛组)发布了新专辑，“你可以听到trap的笛子、核的唢呐、EDM(电子舞曲)的二胡，但是底儿是个特old school的嘻哈的底儿。”卢中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曲子被免费发布在网上，可以被所有人用作背景音乐。虽然不奢求流量，他也不拒绝流行，“希望有更多的人去玩儿这个音乐，可能会出圈、成为爆款，在短视频上火，我希望是这样。”

正经说起流量的问题，这位唱片工业老将却意兴阑珊。他靠在沙发里，沉默了好一会儿，说：“其实我年轻时特别容易愤怒，但后来发现，没用。”

他回忆起2009年，带着民谣歌手马条的新专辑向一个排行榜推荐，因为没钱打榜，排行榜没接茬。他生气地做了个话剧来骂排行榜，名字叫《那一夜，我们搞音乐》，马条主演，在剧院演了九场，人气挺高。后来他终于接受：“市场有它自己的逻辑，就没再去做这些东西了。”

他选择离开红海，转而去开辟蓝海。其实，他对大众的口味非常了解，也是彩铃时代的赢家。2004年他给戴军新专辑收歌，收了一首《老鼠爱大米》，戴军痛斥了他，觉得太俗了。后来他重新编曲，让作者杨臣刚自己唱，红遍网络。网络歌曲带来了彩铃时代，他成立“网络秀”公司主做彩铃，一首热歌一个月能带来三五十万收入，几乎是躺着挣钱。

不过，他觉得网络音乐实在是无聊，每天写七八首彩铃，让他“颓”了。他做起了更纯粹的民谣，签下万晓利、马条、苏阳、山人乐队等音乐人，也签下了“新一代摇滚教父”谢天笑。2010年彩铃时代落幕时，民谣已经积累了不少听众，十三月启动“民谣在路上”巡演，网罗最好的一批民谣歌手，到各个城市走唱、行吟数百场，被誉为“中国民谣的复兴运动”。

民谣的成功让他信心大增——小众市场并不是做不起来。他后来觉得民谣也成了红海，原始感动随着市场扩张在缩减。2014年，他又转向民族音乐，成立“新乐府”厂牌。他从小在戏曲大院长大，音乐启蒙是二胡，“民族音乐在我的血液里，当我看到民乐各种跨界融合之后产生的变化，特别有吸引力。”那时他已经见过马条唱布鲁斯调的西北花儿，山人乐队把云贵民歌玩得“这么high、这么大”，想尝试民族音乐的可能性。

这些年，新乐府与昆曲、粤剧等各种戏曲和民乐班底合作，做了30多张专辑，正好赶上“国潮”的兴起。他们正打算落地国潮剧场，作为专属演出场地，并且与政府深度合作文旅项目，感受到市场的逐步扩大。“我早就认为我应该绕开流量，否则你的创作也颓，面对平台越来越甲方的嘴脸也颓。”卢中强吐着烟圈慢悠悠地说。

出乎意料的是，他想绕开流量，流量却找上了门。

疫情暴发后的2020年3月，一首《早知道在家待这么久》在微博和抖音大火。“早知道在家待这么久，我也不会只买两包红兰州。早知道在家待这么久，我也不会花五百去烫头。”戴着圆墨镜的西北汉子张尕怂，笑呵呵地拨弄着三弦，用轻快的西北小调，抚慰了疫情中的紧张情绪。他前一年与十三月签约，当时有人把他的弹唱视频发给卢中强，卢专程去北京的江湖酒吧看他的演出，三天后就谈定了合约。但对于这场毫无预兆的走红，卢中强坦言：“完全没想到！毫无规律可循。”

张尕怂成了十三月的流量密码。前不久，他还参加了音综《中国潮音》，一路闯入决赛。张尕怂的走红也给了卢中强信心，说明民乐还是被需要的，也证明真要把音乐做好了，将个性化做到极致，在这个时代不会被埋没。

卢中强继续埋头在小而美的世界里自得其乐。“当我脱离个体思考，被裹挟到一个宏大的话题、可能性当中，我就充满了无力感，你改变不了什么。”对于提升大众音乐审美这件事，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奢望过，因为“可能性是零”。而当他回到录音台，或者坐在冯满天对面，听他缓缓弹起中阮，依然能陷入原始的感动，并且被激励着要去做点什么。

“我们面对红海是无力的，但对于音乐的未来是乐观的。”卢中强说，今天的十大热歌跟当年的彩铃其实是一回事，永远都有人在担忧，低水准的音乐会不会侵蚀审美。“我觉得要有精英意识和忧患意识，你想做的事情认真去做，会有回报的空间。”他说，“至少我们还活着。”

《中国新闻周刊》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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