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这个标题你一定很奇怪，这个杨家山在哪儿呀？有什么名胜古迹，值得访问三次！可是，你如果读过我父亲冯至的著作，对冯至有了一定的了解，就会知道这座杨家山，山上的“林场茅屋”在他的生命中，或者说在他的创作生涯中有着多么重要的地位。
父亲有三部篇幅不大却经常被提及的作品，那就是诗集《十四行集》、散文《山水》和历史故事《伍子胥》。这三本书，被钱理群先生称之为冯至的“三绝”，并称“以其艺术的完美、纯净，特立独行于四十年代，以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之林”。而这三本书的写作都与杨家山密切相关，以至有的作家把杨家山称为“诗山”。
【1940年】杨家山在哪里：冯至的“三绝之作”均与它相关
抗日战争爆发，我家随着同济大学内迁，辗转各地，于1938年底来到昆明。这一年多颠沛流离、同舟共济的逃难生活，使得同事、师生之间建立起亲密的友谊。我们初到昆明，人生地疏，多亏家在昆明的高年级同学吴祥光给了我们很多帮助，他很快帮我们找到房子安顿了下来。1939年暑假后，父亲辞去同济大学工作，受聘于西南联大任外文系教授。摆脱了他不擅长的行政工作，可以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和研究，他的心情非常舒畅。
但是，日本飞机又追过来了，空袭警报时有发生。8月的一天，吴祥光邀请父亲去参观他父亲经营的一个林场。那时候的人们都想要“实业兴国”，20多年前，他的父亲吴树艺老先生用“价300两”买下“周围30里”(见冯至《昆明日记》)的秃山，建了一个林场。主要种植松树、枞树，此时已经初具规模；当时的资源委员会准备出资30万元购买全山的树木，吴老先生不同意，他要保护这一片青山。
那是一个幽静的去处，位于昆明东郊，金殿背后的山上。出大东门沿着去金殿的大路走七八里到达小坝；离开大道经过菠萝村，拐到云山村，顺着山坡上弯弯曲曲的小路，走入山谷。山谷两边是茂密的松林，脚下是静静的小溪，走着走着听到水声，只见对面山脚下涌出一股清泉，泉水湍湍地流入树下清澈的小潭，这是小溪的源头。
从这里左拐上山，不一会儿就望见山顶上十几棵挺拔的有加利树包围着的一座庄院。长了二十多年的松树和枞树还不很高大，这些有加利树却十分显眼。它们本不是本地树种，可能正是因为生长得快，才被主人选来看家护院。庄院里有七八间瓦房，用土坯筑墙围成一个不小的院子，有几位老农在这里管理林场，就算是林场的“管理处”吧。
院子东北角紧靠院墙有两间独立的空闲茅草房。吴祥光问，一旦昆明空袭厉害了是否愿意来这里住？父亲欣然同意。从此我们拥有了一处“山间别墅”。父母喜爱这里远离尘嚣，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利于工作，经常上山来住，还喜欢邀请朋友们来共享。
直到1940年10月昆明遭受大轰炸，我们家的房子也被炸毁，就彻底搬上山来，一直住到1941年末。这是丰收的一年，父亲在教学、创作的同时，精读歌德，译作《歌德年谱》，开始了他的歌德研究；母亲也完成了卡罗萨的《引导与同伴》和德国学者阿尔伯特·赫尔曼的《楼兰》等书的翻译。
夜晚，万籁俱寂，两人守着一盏菜油灯，深深地沉潜在工作中。父亲曾有诗曰：“孤灯暗照双人影，松树频传十里香。此影此香须爱惜，人间万事好思量。”那是多么耐人寻味的情景啊！所以后来父亲在《昆明往事》里怀着深厚的感情，用生动的笔墨专门写了一章“林场茅屋”；母亲在她的《我与冯至》一书中，也深情地描述了这段生活。
【1991年】一访杨家山：废墟中，当年的茅屋尚有部分残存
离开昆明多年，没有机会回去，但对杨家山的思念一直埋藏在父母和我的心中，时隐时现。与吴祥光通信，总要打听杨家山怎么样了。
机会终于来了，1991年我去昆明出差，工作之余，找到儿时的朋友吴在鼎，同访杨家山。回想当年，庄院里的生活是按部就班的，公鸡早早地把人们叫醒，老牛缓缓地出门去干活，狗在大门口认真看家护院，院子中间一棵高大的皂荚树洒下一片清凉。
大人们都在忙各人的工作，小孩只有我一个，那年我五岁，我非常孤单。忽然有一天，一些大孩子上山来了，吴在鼎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是吴祥光的侄子，比我大五岁。他们一来，山庄马上欢腾起来，我的生活也完全变了样。哥哥姐姐们带着我满山跑：扒开草丛找鲜美无比的菌子，我认识了好吃的猪肝菌、青头菌；知道粉红色、小巧可爱的胭脂菌是有毒的，菌子也会骗人；他们给我摘酸甜香脆的花红果，到地里拔脆生生的萝卜。特别是掰下嫩玉米，插上一根棍儿，地头找点柴火一烤，等到玉米粒开始噼噼啪啪地爆了……虽说啃得嘴巴子上都是黑，却回味无穷，这辈子再也没吃到过这么香的玉米。母亲从来不许我在外面吃东西，怕我生蛔虫，但这时，就“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了。
跟着他们，我好开心、好自在啊，树上摘的，地里挖的，拿来摩挲摩挲就吃了，也没长蛔虫。玩得太疯，闯了大祸。山上有狼，太阳一落山，庄院的大门就关上，说是怕狼闯进来，其实这样的事从来没发生过。有一次，大孩子们在山里发现一个狼窝，窝里有新生的小狼，被他们弄死了。这可了不得，天天晚上大狼就到院子外面来找，凄厉的狼嗥实在瘆人。
我们的茅屋紧靠着院墙，它们知道这里面有人住，就在我们墙外哀号。我害怕极了，睡在床上眼睁睁地死盯住墙上方的窗洞(那里只插着两根木棍)，怕狼从那里跳进来。现在回想起来，我很同情小狼的父母，可怜天下父母心，狼是有思想、有感情的。
50年过去，从吴祥光的来信中，断断续续得到点滴杨家山的消息：解放前夕，山上树木被国民党驻军砍伐一光……林场庄院遭火灾焚毁……“听说林业厅在林场近旁筹办了一座苗圃，林场树林茂密，盛况远超过昔时。”吴祥光在信中这样介绍，但是他说，也只是听说，没有去看过。后来我得知，是去年春节期间，吴在鼎联络当年众豪杰携家属十余人，沿着云山村老路回访过杨家山。见到庄院虽然遭焚毁，还有废墟在。
我很兴奋，在鼎也很高兴。我们要了车，直奔杨家山。果然山上林木茂密，只是有点杂乱。我离开这里时太小，对许多事不清楚，再鼎带路，边走边聊往昔的趣事，比如他们上树摘枇杷，我如何眼巴巴地在下面兜着小裙子接等等。他还告诉我，废墟中，我们当年住的茅屋尚有部分残存。
此行，我拍了不少照片，包括城里的敬节堂巷旧居，为的是回家向父母汇报。父亲在8月15日的日记里写道：“下午4时，姚平从昆明提前回来，谈昆明敬节堂巷、杨家山、周良沛及昆明旧友情况。晚姚明来，晚间谈笑甚欢。”
我没想到的是，卞之琳伯伯竟然也在怀念杨家山。一次，我接了一个电话，是卞伯伯打来的。原来，刚开完庆祝他80寿辰暨学术生涯60周年的“卞之琳学术讨论会”。父亲有病没能去，写了一首诗《读〈距离的组织〉——赠之琳》请人在会上代读。卞伯伯说他太喜欢这首诗了，在电话里就和我聊了起来，谈这首诗，谈在昆明的日子。他告诉我1943年中秋节前，他曾住在我家的茅屋里写完了他的长篇小说《山山水水》的初稿。他详细地给我描述了父亲怎样带他上山，怎样教他用林中的松球引火；说到他怎样点燃烧炭的风炉做饭，他得意地说，他一个人自理生活在山上住了半个月。老人家兴致很高，意犹未尽。显然那是一段美好的回忆。我们聊了有半个多小时，父亲就坐在沙发里，笑眯眯地看着我，我似乎能感觉到两位老人心底的热流。
【2010年】二访杨家山：与父亲的有加利树、鼠曲草重逢
一晃近二十年过去，2010年联大附小(现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70周年校庆，我们这群当年的小学生结伴回到我们共同的第二故乡昆明。既然有机会我就要再回“故居”看看，吴在喜夫妇陪我再访杨家山。在喜是吴祥光的小儿子，他出生时，“林场茅屋”早已不存在，他没有去过，只知道大概位置在金殿的后面。但我们这次访问过程之顺利，如有神助。
如今这里大不一样，昆明世博园就建在金殿山脚下。在喜开车从世博园右侧转上去，一座铁门拦住山路，但车到跟前，门已打开，在我们身后又合上了。在喜介绍：世博园建成后，这一片宝地早已被烟草公司买下，准备修建高档别墅，在喜是烟草公司职工，才得以进去。工程原定分三期，第一期在山下已经建成，正要砍树准备向上发展时，省里领导得知此事，叫停了工程，保住了这一片青山。听到这里，我一颗悬着的心落了下来。
前方来到个岔路口，应该朝哪个方向拐呀？正在迟疑，只见一个人手捧水杯悠闲地踱过来，忙下车打听。我努力回想过去的经历，沿着小溪走，有一口山泉，泉水处有一条小路上山……“有，有，有，你说的对，这就是那条小溪。”他指着脚下铁丝网的外面，静静的小溪没有声息。“山泉还在上面。”他指向左方。
我们请求他为我们带路，聊了起来。他叫杨明，是下面云山村的人，此时正好上来“放水”。好悬，要不是他正巧这时候上来，我们在这里是一个人也见不到的。“看，那就是山泉。”只见对面山脚树丛下涌出的一股清泉，缓缓流入树荫下的小潭。可爱的泉水，她竟然还在流淌！上山的小路也还在那里。问起山上曾经有过的房子，杨明全然不知。略加思索，他说，上面有一道墙基，听说是山神庙的，你们自己上去看吧。其实，我这个林场的“老住户”知道，这山头哪里有过什么祖坟和山神庙，乡人丰富的想象而已。
谢过杨明，沿小路上山。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山顶上那些高耸的有加利树。
“你秋风里萧萧的玉树——/是一片音乐在我耳旁/筑起一座严肃的庙堂 ”(《十四行集·有加利树》)
“看，有加利树！就在那里。”我欢呼，指给在喜和玉明看。虽然现在山上的树木已经长得很高大，但它们还是最突出的。我们快步上山，却被防火道拦住了。新开出的防火道围着山包转过来，从这些有加利树的脚下绕过去，把它们保护在山上。庄院的“遗址”应当就在那上面，但是防火道把山体削成直上直下的“悬崖”，我们转来转去没有找到能爬上去的地方，只得作罢，下山。
看着满山高大的树木，我想着父亲谈到的鼠曲草。这种在欧洲非登上阿尔卑斯山高处才能采撷到的名贵小草，在这里每逢暮春和初秋都一年两季地开遍山坡。它在欧洲的学名是“Edelweiss”，可以译为“贵白草”，就是大家熟悉的电影《音乐之声》里男主角歌颂的雪绒花《Edelweiss》。
现在倒是初秋，可满山的树，哪里去找这种小草啊！此时太阳已经偏西，停在西面山头上斜着照进树林，林中稍有些昏暗。忽然，前面地上出现一片狭窄的光亮，像一把刚打开一点的折扇，那是一束从树干间射进来的阳光，“那是什么！”光亮中一株小草在摇曳。我跑上前，屏住呼吸弯腰看时，真是她，鼠曲草。她不睬我，只顾在微风中自在地摇曳，但是我感觉，她是特意在那里等待我的。
回到北京，我用拍摄的照片制作了三种贺卡，分别配上了父亲的《有加利树》《鼠曲草》和《原野的小路》三首十四行诗当作贺年片寄送朋友，并附上一封信：“去年秋天我曾回昆明，重访了抗战时期住过的杨家山。当时住过的茅屋早已不存，林场树木却非常茂盛。我有幸见到曾给予我父亲很大启发的有加利树、鼠曲草和林中的小路。当时给我的感觉，好像70年来它们一直在那里等待着我的回访。我把它们拍照下来，配上父亲的诗，做成贺卡寄给你，希望你能喜欢。”贺卡寄出，得到热烈的回应。
【2011年】三访杨家山：一草一木给“我”的启发，胜过任何名言懿行
第二年，2011年我又得到机会去昆明，是同济大学校史馆邀请我去的。他们要去拜访在云南的同济校友，收集与同济大学师生有关的事迹。他们约我同去寻访抗战时期同济大学在昆明留下的痕迹。这样的好事，我求之不得，欣然前往。
11月26日，我到达昆明，昆明市规划设计院的同济校友接了我，安排我住在翠湖边。校史馆的两位老师喻大翔和周黎萍已经先到了，此刻正在与院领导讨论工作安排。同济大学在昆明校友很多，近400人。最年长的是104岁高龄的魏述征老先生，他与同济同龄，1907年生，学医。早期校友多学医、学机械；解放后的校友多是建筑、土木、城市规划等方面的。
第二天一早我们出发，先去杨家山。吴玉明开车，吴在喜沿路介绍他所知道的老一代同济人的情况，他是同济后代啊。
有去年寻访的经历，我们很顺利地来到上次拦住我们的“悬崖”面前。我知道，有人曾努力寻找过这个林场茅屋的遗址，却都无功而返，包括我们的上一次。这次喻大翔教授下定决心，锲而不舍，转来转去地找路子，到底被他爬了上去。他在上面走来走去，穿过那些有加利树，忽然叫了起来，“有了，有了，你们快上来看！”他慌忙地沿着“悬崖”边上找到一个稍微不那么陡的地方，把周黎萍和我拉了上去。
果然，山包上面比较平，能清楚地看到一片平场的痕迹，仔细一看：规规矩矩一个长方形院落的框架！我激动了，跑到东北角“我家”的位置，再向“大门口”走去，这中间应该有大皂荚树，学生们来访，喜欢在树下聊天唱歌，我跟着学会了《义勇军进行曲》等许多抗日歌曲。现在，皂荚树没有了，一个残留的树桩会不会是它的？
场内种的一些马尾松还不及一人高，大概是后来补种的。而四周树木，特别是背后的松林，整齐高大。这里坐北朝南，背山向阳，阳光充足；面向前面的群山，视野非常开阔，绝对是个风水宝地。我们断定：就是这里。因为附近再也没有这样一个相对平坦可以建房的地方了。更何况山下的一口清泉，山上的有加利树都印证了这个事实。
我们在金殿下面的小店吃了饭，现在这里四通八达车如流水，过去可不一样，全凭两条腿走路(我也不例外)，出大东门，过小坝，到云山村，转入山谷，沿弯弯曲曲的山间小路到达茅屋，全程15里。父亲进城上课，就这样走来走去，观察自然，了解植物，心灵上受到启发，脑子里流淌出沉思的诗行。
在喜一路分析着当年人们上山的路是怎么走的，喻老师提出去云山村看看，这个建议得到大家的拥护。绕过世博园坡下一个大建筑物，世博酒店，沿街走下去，右前方“云山村明星小学”的牌子赫然在目。我和在喜都兴奋起来，这莫非就是当年母亲捐赠图书的小学吗？在喜忙跳下车去打听，果然，此学校即原来的云波小学。真是意想不到的收获，引发出另一段因缘。
1982年，母亲审稿得到400元稿费。那个年代，这些钱还是能干些事的。她马上想到的是杨家山附近的孩子们，于是给吴祥光写了封信，请他帮助给杨家山附近的小学或幼儿园买书、报、画等。
吴伯伯很重视，马上交代在喜去办。在喜骑车到金殿附近打听，学校不少，但都是厂办的，这一带已经建了不少大工厂，只有一个是属于云溪公社的云波小学。进一步了解后，在喜一手承办，把捐书事办得妥妥帖帖。事后，学校曾给母亲寄来感谢信，称吴在喜为“您的使者”。
20年过去，当年委屈在双龙寺里的云波小学如今成为坐落在大道上的“云山村明星小学”！我们望着高大而朴素的大门，感慨万分。可惜这天是星期日，不能进去，再说我们下午还有别的任务要完成，也没有时间。
第二天，喻老师他们约校友、原省园艺博览局郭方明局长来谈。郭局长提出带我们去参观花博会。郭局长1958年毕业，分配来昆明，一直搞规划工作。世博会他自始至终负责，费尽心血。他亲自给我们介绍，一花一草、一石一木、一山一水，娓娓道来，都有思考，都有说道，归结到一点：人与自然。最后把我们带到了“人与自然”景区，我理解这是世博会的中心思想——人与自然的谐和发展。这也是父亲在他的作品中一再表述的主张。
最后我想借用父亲的一段话来结束我的这篇文章：
昆明附近的山水是那样朴素，坦白，少有历史的负担和人工的点缀，它们没有修饰，无处不呈露出它们本来的面目：这时我认识了自然，自然也教育了我。在抗战期中最苦闷的岁月里，多赖那朴质的原野供给我无限的精神食粮，当社会里一般的现象一天一天地趋向腐烂时，任何一棵田埂上的小草，任何一棵山坡上的树木，都曾给予我许多启发，在寂寞中，在无可告语的境况里，它们始终维系住了我向上的心情，它们在我的生命里发生了比任何的名言懿行都重大的作用。我在它们那里领悟了什么是生长，明白了什么是忍耐。(《山水·后记》)
2022年6月 冯姚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