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五千年文明中诞生了浩如星河的伟大诗人、作家、画家，但唯独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会心一笑”。在林语堂笔下，苏东坡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悲天悯人的道德家、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新派画家、伟大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假道学的反对派、瑜伽术的修炼者，是工程师、佛教徒、士大夫、皇帝的秘书……

　　这位光风霁月、旷古奇才的乐天派一生中从未写过“活法”二字，却为何能成为“活法”说的集大成者？苏东坡的“活法”究竟是怎样的“活”，反映了中华文化怎样的底色？近日，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西南民族大学教授曾明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活法”说是中国古典诗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话题。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诗学“活法”起源于何时何处？

　　曾明：中国诗歌的演变，是一个没规矩、立规矩又修订规矩，树传统又不断突破传统的过程。如果离开了诗学“活法”，中国诗歌也不会有由《诗经》而《楚辞》、从唐诗至宋词元曲的变化发展。

　　考中国古代以“通变”为本质，以“词达”为目标的诗学“活法”，来源于先秦，起源于赵宋。对于“活法”说的起源，几乎古今同声，都认为由两宋之交的吕本中最先提出。

　　但“活法”说起于吕本中并非无疑之论，早在南宋就有学者对吕本中的学术渊源提出过探讨，如“中原文献之传，独归吕氏，其余大儒弗及也”(《宋元学案》卷三十六《紫微学案》)。吕本中的“活法”说是否也得于“中原诸老”呢？我们认为吕本中的“活法”说无论从名称还是内涵，都来源于北宋胡宿。

　　胡宿《文恭集》卷五《又和前人》诗云：“诗中活法无多子，眼里知音有几人。”该诗中“活法”两句，表达了胡宿对当时诗歌创作界和评论界的强烈不满，比吕本中提出“活法”早几十年。无独有偶，胡宿之后的黄庭坚也有以织锦喻作诗之比。

　　胡宿“活法”说的出现原因有多方面，有对谢朓、沈约等六朝诗人有关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有对盛唐、中晚唐及李白、杜甫等互补的结果，同时还受到佛教“中观论”和禅宗“但参活句，莫参死句”等教条的启示，并包括了对同时代文人相关见解的吸收。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苏东坡会成为诗学“活法”说发展中最重要的一环？

　　曾明：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苏东坡的诗文集中虽未发现“活法”二字，我们仅在其《东坡志林》卷八里看到“法活”二字，但这无碍他将胡宿提出“活法”说扩充拓展到极致，应用到极致。其正如惠洪评东坡等“用事琢句”云：“妙在言其用，不言其名耳”(《冷斋夜话》卷四，《四库全书》本)。

2016年4月在四川眉山三苏祠举行“诵经典，习礼仪，拜三苏”的活动。中新社发 张忠苹 摄

　　在中国古代，文人每每苦于诗、词、文、书、画各体不能打通。其或如曹丕《典论·论文》中所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亦如宋邓肃云“古来散文与诗律，二手方圆不兼笔。”

　　如果我们视通古今，就会注意到各种风格往往相辅互补，对立统一。如扬雄似“方”，司马相如似“圆”；杜甫似“方”，李白似“圆”；韩愈似“方”，柳宗元似“圆”；唐朝李杜，诗好，散文则未能兼美，即便作文，也多是以诗入文，文如其诗，故称他们为诗人。

　　而苏东坡则相反，他力图在诗文各体的打通上做尝试，把一些新体或者旧体，通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赋为文等做法，使新体更加成熟，旧体别开生面。方圆互补，意在法外，这才是诗学“活法”的真髓所在。

　　苏东坡前后《赤壁赋》是“以赋为文”的代表作——赋当押韵，而《后赤壁赋》全篇几乎未押韵；赋之句型以四六言为主，而《前赤壁赋》中优美的文字，简直与散文无二。这样的赋，在当时就受到了“一洗万古”的评价。

2015年1月9日，中国美术馆展出的狂草书法：《前赤壁赋》吸引参观者。中新社发 刘宪国 摄

　　“活法”说的提出，为中国诗歌由“唐音”向“宋调”的转变奠定了理论基础。而苏东坡的若干文学主张，如“八面受敌”与“以情理推之”，“弹丸脱手”与“兔起鹘落”，“无意为文”与“有为而作”，“随物赋形”与“行云流水”，“以文为诗”与“以赋为文”，“以我观物”与“自是一家”等，无一不是对“活法”说的最好实践。

　　中新社记者：如何从诗学“活法”引申到苏东坡的人生“活法”思考？苏东坡的“活法”究竟是怎样的“活”？苏东坡的“活法”又显现了中华文化怎样的底色？

　　曾明：如果将“活法”局限在文论的狭义范畴，这未免误解了“活法”。宋代之所以能一跃成为华夏文化的“造极之世”，其重要原因之一即这几乎是一个人人言活法、时时言活法、事事言活法的时代，以至于周必大在《平园续稿》中有“诚斋万事悟活法”之说。

　　今天，对“活法”说，我觉得应放置到更广阔的空间、更大的传统文化格局下重新审视。“活法”之“活”，既有“灵活”之意，也可以“存活”相诠，其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辩证法的实质——一个“活”字，或曰一个“变”字。然而其“活”其“变”，又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它是中国文化智慧的精准表达。传统与现代，老树与新花，如何因“活”而“活”，是人类文化史上经久不衰的命题。

　　四川坊间有言：“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苏东坡不仅将“活法”贯通于诗、文、词、画、书法甚至美食之中，还将“活法”说自然而然、淋漓尽致地实践在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遥之中。

　　如人们耳熟能详的，“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其实这三州恰恰是苏东坡最失意之时，可是他却豁达地将其称为“功业”，这里流露出东坡式的自信与达观，也是我们中国人面对逆境时“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活法”。

四川省眉山市三苏祠内的苏东坡雕像。中新社发 张忠苹 摄

　　苏东坡一生，在诗文上达事达理达意，在行动上达到其一生所穷尽之“理性”“得事之真”和“见物之情”。有“情”是他与其他理学家最不同的地方。

　　当我们穿越岁月的厚重幕幔，不难发现，苏东坡一生留下了太多的文化瑰宝，特别是他重“活法”有温度的诗文，细读检讨，常思常新。这些并不是文字的排列组合，而是流淌的岁月生命。这或许是苏东坡从宋朝走到今天，成为中华文化底色的原因。

　　如果我们要再进一步追问，苏东坡的“活法”究竟是怎样的“活”？那就是：以人为本，以情为本，而非以理为本，以法为本。“情”活而“理”死，“法”为“人”所创。故以法、理为本是“死法”；以人、情为本，才是“活法”。(完)

　　受访者简介：

中新社记者 张浪 摄

　　曾明，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协会专家、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社科联副主席。2013年10月至2019年4月曾任西南民族大学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学、文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诗学‘活法’说考索”等4项，出版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四川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摘编、转摘、全文转载。先后获省部级一等奖6项、二等奖5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