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后的第一个学期结束了。上海的中小学发生了哪些变化？面对校园内的调整，家长与社会是否已做好准备？教育牵动千家万户，更事关国家和城市未来，代表委员展开热烈讨论。

教育是育人不是育分

“过去，我们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太苦了。”几乎所有受访的代表委员都在感叹。一位与会的公办学校校长表示，小学三年级后，孩子童真在消失，身心素质在下降，“这不只是应试教育的问题，当逐利的资本涌入课外培训市场后，会严重影响正常课堂教学秩序。”

他举例，一个知识点，有的孩子在外面学过，有的从没接触，老师很难兼顾所有人来安排教学。从表面看，家长双休日拖着孩子从早到晚在补课，大人可能有自我满足感，但换来的是一些“抢跑”孩子上课不认真听讲。这种违背教育规律的短视化、功利性做法，不利于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这往往会影响他们一生。

“教育的目标是着眼于长远育人，而不只是聚焦于短期的育分。”市政协委员、同济大学附属存志学校校长徐翔表示，“双减”的目的是让教育回归课堂，发挥好学校作为教学主阵地的作用，尤其是在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每所学校都要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全面健康地成长。

不少代表委员注意到，“双减”后的第一学期，读书郎的作业负担减轻了，课后活动增加了；参加校外培训的大大减少，找伙伴玩、参加兴趣班、体育锻炼的大大增加，少年时代本该有的样子正慢慢回归。

科学的教育质量观和人才培养观正逐渐形成。“学校的课程是按照育人规律科学设置的，希望培养学生获得适应未来所需的能力。”在市人大代表、市教委副主任杨振峰看来，学生如果将精力大都放在做作业与补课“抢跑”上，那就不会有余力来学习艺术、参加锻炼、参与公益劳动与家务劳动，这对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成长非常不利。

“因此，学校要积极努力，尽力发挥其主阵地作用，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提高作业设计质量，充分设计好课后服务的内容，依托课后服务的时间，发挥立德树人的作用，促进学生全面成长。”杨振峰说，学校最根本的还是要让教育回归初心，回到其应有的状态。

教学以减量倒逼质量

从具体实践来说，该如何确保孩子能在教育主阵地上“学好学饱”？

最重要的，是课堂教学与课后服务的提质增效。市政协委员、普陀区洵阳路小学校长朱乃楣提出，要聚焦学习的“精准性”与“有效性”。她以课堂教学为例，要从过去的经验积累转向科学研判，通过对孩子进行画像式评估，并结合大量课堂观察，努力识别每个学生的学习风格，因材施教让孩子在课堂中形成学习能力。

同样的道理，课后作业也要减量不减质，以减量倒逼质量。朱乃楣说，可以进行分层和弹性作业设计，通过难度不一的菜单式作业，满足不同学习能力的孩子需求，真正让作业起到激活学生兴趣、检验教学成绩、巩固课堂学习的作用。

课后服务是本次“双减”的一大重点。“减”出来的时间，正在由多样化、个性化的课后服务来充实。有教育界委员表示，丰富的课后服务是把学生“粘在”校园的重要抓手，但作为课后服务的“主力军”，单所学校的资源有些力不从心。比如，一些学生期盼的前沿课程，本校老师未必有能力上得好；囿于学校场地、设施有限，像体育类、劳技类等热门课程，很难满足所有选修同学的需求。

“这就需要借助外力。”市政协委员、上海中医药大学公共健康学院副院长谢国群建议，学校不妨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通过集团化办学、引入高校资源、对接社会机构等方式，将外脑引入校中。可以组织孩子走出学校，参访科普场馆，考察城市建设，走进自然，开阔眼界。

也有代表指出，“双减”后对学校和教师提出更高要求，负担也明显加重。比如，教师每天工作时间比之前增加两三个小时，教师除了日常教学，还要考虑“双减”后的教学改革、新课程设计等。因此，要想继续发挥好学校主阵地作用，就需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增加供给，进一步做好校园人财物的保障。

家庭要关注习惯培养

“双减”从不是学校一家之事，要想真正减到实处，离不开家庭、社会、学校同向发力。

今年元旦起，《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市政协委员、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桑标注意到，《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广大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家长有义务也有责任“合理安排未成年人学习、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避免加重未成年人学习负担”。

“《家庭教育促进法》是继《未成年人保护法》后，又一部对加重未成年人学习负担作出限制规定的法律。”桑标建议，一方面要切实加强法律的宣传工作，使之内化为家长遵守的行为规范；另一方面要适时推动制定法律实施细则及配套制度，并进一步明确相关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及相应的惩戒措施，以更有效的刚性约束来确保法律规定得以落实。

如果说，学校教育是按照统一大纲完成的正规教育，那么家庭教育就是具有每个家庭自身特点的个性化教育，更多关注习惯培养与品德教育。“但是，并不是所有家长都会带娃。”市政协委员、上海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副会长廖瑛就建议，有条件地区可以成立“家长学校”。家长通过不断学习提高，真正了解教育、了解孩子，进而在“双减”中形成良好的家校互动。

采访中，还有委员坦言，“双减”后不同家庭的差异性会更明显。“艺术、音乐、科学、舞蹈、体育、计算机、机器人、科创等非学科类培训增加，会带来更重的家庭负担。”市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副校长徐雷说，家庭经济实力、父母受教育程度都可能导致教育不公平发展加剧。他建议教委建设一批经认证的社会力量助学资源库，通过政府、学校、家庭合力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引社会力量进校，做好学校教学和兴趣拓展的补充。

营造教育“新生态圈”

“多考一分，干掉千人”“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长期以来，这种充满焦虑感的话语在社会上颇为流行，再加上名校情结以及“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都可能在无形中影响“双减”的效果。

“只要升学考试指挥棒不倒，考试的选拔功能还在，学生备考的难度要求就不会降低。”徐雷建议，要深化中考改革，尽快出台新中考改革方案。确立中考的合格性导向和各校自主招生选拔性导向结合的中考制度，加大素质评价分数的区分度。

此外，要让学习成绩并不太冒尖的孩子看到希望。桑标认为，要推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努力办好办强各级各类教育，特别是要优化教育评价方式，深化中高考改革，畅通职业教育的出路，打破以分取人、唯分是从、分分计较的局面，使有不同个性、能力和特长的学生都拥有成功的机会，拥有各自出彩的未来。

还有代表委员直言，随着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如果那些没读上名校、没进入大学的孩子也能用其所长拿到较高薪水、得到体面待遇，那么就能有效消除“一个人补课，提高分数；一群人补课，提高分数线”的无奈与焦虑，进一步营造更和谐、更温暖的教育“新生态圈”。

“在现行中高考制度下，我们社会对好学校、好学生的评价标准还是比较单一，甚至有一些功利化。”徐翔呼吁在社会层面组织一次关于好学生、好学校标准的讨论，帮助学生及家长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和科学的育人观。“只有学校、家庭、社会三方在观念意识上统一，才能真正实现行动上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