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彤 万薇 刘俊 薛涛 宫继成 张世秋

为了减轻空气污染，保护公众健康，我国在2012年修订并发布《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使我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有了更为明确的目标，并促成了管理目标从“量”到“质”的根本性转变。在过去8年间，我国先后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与《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使得空气质量整体实现了持续改善。

2020年，全国337个城市中，共有202个城市实现6项标准污染物年评价浓度全部达标，主要大气污染物细颗粒物年均浓度降至33微克/立方米。这也给我国带来了非常可观的公共健康效益，2020年细颗粒物长期和短期暴露相关的疾病负担较 2013 年分别下降 20% 和41%。但需要注意的是，我国还有37%的城市年均细颗粒物浓度不能达到标准要求，细颗粒物仍是影响我国公共健康的主要大气污染物。

而且，臭氧污染的加重及其相关健康风险的上升，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细颗粒物浓度下降带来的健康效益。“十三五”期间，全国臭氧平均浓度上升了12.6%，全国臭氧超标城市数量从2015年的19个增加到2020年的56个，重点区域臭氧污染形势尤为严峻。臭氧连续多年成为6项空气污染指标中唯一不降反升的污染物。臭氧浓度季节差异大，其峰值往往出现在细颗粒物浓度较低的夏秋季，伴随臭氧逐渐取代细颗粒物成为夏秋季节的主要污染物，近年来其短期暴露的健康影响也逐步与细颗粒物相当。

2021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WHO）基于过去16年累积的科学证据，修订并发布新版《空气质量指导值》（AQGs），进一步收紧了部分污染物的浓度目标，包括细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的年均与24小时浓度，二氧化氮的年均浓度，新增了臭氧浓度高峰季平均值，二氧化氮和一氧化碳24小时浓度。AQGs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在全球空气质量管理历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为各国决策者提供立法、政策和规划的核心参考。

我国现行标准在细颗粒物与臭氧的浓度指标设置时参考了WHO的第一阶段过渡目标值，这是中国在空气治理中与国际标准接轨的一次积极尝试。现在来看，如果将我国的空气质量进一步改善，可以进一步减轻细颗粒物暴露相关的疾病负担。因此，有必要对提升空气质量标准开展研究，以促进空气质量的整体持续改善。

中国在2020年宣布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给我国空气质量的持续改善注入了新动能。有研究测算表明，如果我国在2060年完成低碳能源转型，并采取积极的大气污染控制措施，细颗粒物年均暴露水平有望达到8微克/立方米左右，78%的人群细颗粒物年均暴露水平将低于10微克/立方米。

我国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需求与碳达峰、碳中和具备方向上的高度一致性，但在具体的目标协同和实现路径方面，仍需进一步开展深入研究。AQGs是基于大量严格的科学研究和综合分析得到的浓度值，即环境健康研究领域常说的基准值。但从基于健康保护的基准值转化为具有法律效力的空气质量标准，并结合“双碳”目标制定和细化分阶段的中长期改善目标，还需要进一步夯实环境健康基础研究，并且对社会、经济、技术等方面做全面的综合分析和评估。

在实现路径方面，由于空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同根同源的特征，当前已提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并强调结构调整、源头治理，促进空气污染治理与气候变化应对的协同。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不仅存在源的协同，还存在健康效益的协同，部分措施可能还会带来控制结果的“不协同”和抵消作用。除了空气污染会造成公共健康危害，气候变化也会通过多个维度增加人群健康风险，包括不适宜的温度、传染病、气候灾害与粮食减产等，并且气候变化的健康影响中空气污染也间接发挥着关键作用。

可以说，排放源是协同的起点，健康效益是协同的终点。不同排放源的控制、不同措施组合以及在不同区域的实施，可能会使同样的减排量带来不同维度和程度的健康效益。在基于排放源协同控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健康效益的协同分析，可以驱动减污降碳的路径优化，帮助识别和选择健康效益更大的路径及措施组合，最终实现社会福祉最大化。

作者单位：朱彤、宫继成、张世秋、薛涛，北京大学；万薇，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刘俊， 北京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