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农民工”等同于歧视性语言，并不客观。将“农民工”这个词条从目前的话语体系中除名，则既无必要，也不太可能。

针对人大代表提出的“政府倡导各方媒体在宣传上，不使用‘农民工’等歧视性语言，让业者有尊严，并出台政策，提高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就业者政府主导评分积分体系权重”这一建议，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答复称，“我市虽不能要求本地媒体不使用‘农民工’表述，但也将结合深圳实际，引导新闻媒体多使用‘来深建设者’表述”。

这一事件迅速受到了社会关注。

“农民工”概念首次提出于上世纪80年代，指的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客观而言，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农民工”这一称呼以及所代表的群体，在现实语境中确有被轻视甚至被歧视的一面。人大代表希望在公共语境中消除这种轻视和歧视，让进城务工人员获得尊严，这个愿望是良善的，值得重视。地方政府部门在回应中积极呼应这个愿望，显现了良好的互动性。

但应该看到，作为一个客观陈述进城务工人员特征的概念，本身并无歧视意味。无论是最初的提出概念，还是今天的正常使用，都没有刻意贬低这一群体的恶意。而经历了数十年的观念和内涵演变，农民工也形成了自身特有的价值观和形象。农民工群体中的优秀代表，频频在国家和地方层面的评价体系中登上荣耀位置、受到各种表彰，就是一例明证。

何况，正如深圳有关部门在答复中所称：经核查，目前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主要媒体在报道中对“农民工”群体仍然使用“农民工”表述。2019年12月4日国务院第73次常务会议通过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也采纳了“农民工”表述，并予以了法律上的定义。事实说明，在宣传上使用“农民工”，不仅是约定俗成的，也在主流价值体系中拥有一席之地，这是“农民工”凭借自身努力所实现的转变。

因此，将“农民工”等同于歧视性语言，并不客观。

实际上，类似的争议早已有之，希望用新的名称代替“农民工”，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想法。但要将“农民工”这个词条从目前的话语体系中“除名”，则既无必要，也不太可能。

称谓上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但要消解这一差别，不在于改变一个名称。根本之道，在于让这一群体获得更好的待遇，消弭与普通市民之间的待遇差异，从而“倒逼”部分偏见者改变既有的观念和态度。

这些年，农民工在政治待遇、经济待遇等方面，较之以往大有提高。如在国家和地方层面的关切下，尤其是《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出台后，农民工被欠薪现象明显减少。但不可否认的是，农民工的总体待遇还有待于提高。在个别地方，农民工仍给人一种缺乏话语权甚至不受尊重的印象，其关键或就在于“待遇有限”。

社会学早已说明，如果各方面待遇都没有差别了，称谓的差别自然会淡化。以“打工人”为例，当众多打工者的境遇大为改善，甚至一部分打工者成为高收入者，关于“打工人”的调侃，还会有多少人视为歧视？而假如农民工拿着“很香”的工资，在地方的落户政策上也受到关照，叫不叫“农民工”又有多大关系？相反，如果各方面的待遇总体上没有得到改善，就算换了称谓，那也只是舍本逐末，看似表面上给予了心理安慰，实则也难以改变其受人轻视的事实。

说一千道一万，各地都应该在改善农民工待遇上继续发力，多出台关于落户、教育等方面的善政，让农民工既得实惠，又获从业尊严。到时，自然没什么人还抱着老观念，对农民工另眼相看了。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伍里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