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多年，90后刘明侦来到电子科技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工作。2016年，她入选第十二批国家“青年项目”，同年7月牵头成立了“应用化学研究中心”，如今在太阳能电池研究方面已取得重大突破，接连在国际著名期刊上发表论文。

“国家给了我们这些青年人才非常多的支撑，让我们有舞台可以施展，这在国外是不敢想象的。”前不久，刘明侦在中国科协举办的学习贯彻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座谈会上说。当天，十几位一线青年科技工作者代表结合自身实践深入交流。

多给科研创新容错空间

作为一名80后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妹认为，对科研来说，最关键的帮助是给予创新的容错空间。

从自身的经历来看，她从事古核基因组领域的人类进化研究，最初是起源于木乃伊的一个错误研究，后来慢慢发现了足以颠覆人类演化历史的信息。反思当下，她觉得部分评价体系追求“短平快”，要求项目结题快速出成果，存在以项目为导向，而不是以人为导向的趋势。

在新的学科尤其是创新性研究的领域上，付巧妹建议：在时间上、容错空间上给予科研工作者更多宽松的余地。

清华大学宇航技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姜春晓认为，要处理快速出成果和长期坐冷板凳之间的矛盾。他发现，不同研究领域出成果速度不一样，但人才计划却都有非常严格的年龄限制。

姜春晓建议，冷板凳方向要给予固定名额支持，防止科研工作者为了快速出成果都扎堆儿去做所谓热门方向的研究。

在当下，科研项目中还存在一种“申报难，结题容易”的怪象。

刘明侦认为，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科学家长时间处于探索阶段，建议适当扩展部分项目的研究自主权，在项目实施阶段能够实现阶段性的评估和后评价机制，让科学家从长远目标出发，做实实在在的科学突破。

天津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巩金龙对此也感同身受，在科学研究尤其是前沿科学研究领域，科研成功的概率极低。他建议推动建立人才容错机制。只有鼓励大胆创新，勇于创新，包容创新，宽容失败，才能让人才尽其才、用其用、用所成。

别用“帽子”给学术科研论资排辈

过去几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赵巍胜一直在进行国家项目评审。他发现，部分国家重点科技计划项目立项时，一些科学家以“帽子”方式拿到了项目，但他们早已远离科研第一线，不少科研方向都存在问题。“如果不在科研第一线，就把握不住方向，这一点很重要。”赵巍胜说。

他多年来一直从事集成电路行业的研究，常常受到国际环境的制约。他认为在国际形势严峻的环境下，不能再论资排辈，对待急需紧缺人才要有特殊政策。

在座谈会上，赵巍胜谈起“两弹一星”故事，邓稼先在33岁承担“两弹一星”重要角色，6年时间解决国家任务，而如今却很少见到33岁的科学家“挑大梁”。

他曾跟美国工程院院士沟通，院士慨叹他们在美国拿不到项目。赵巍胜一问才知道，原来在他们所在的领域，如今明星级的科学家人才都是85后。

他认为，这就需要造就规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把培育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政策重心放在青年科技人才上。

刘明侦也有一个明显的感受：不同的“帽子”将不同人的学术水平进行了分级，“有时候对学术的交流没有那么纯粹和平等了”，甚至有时候在会议上发现错误，她也不敢直接说，面对争议也不敢评论。

“在学术上敢说真话、说实话，保持自己独有的科研特性，这是所有科研工作者应该有的共同追求。”刘明侦希望在落实科研生态优化的过程中，要倡导和鼓励科研工作者共同营造求实求真的科研环境，面对新兴技术发展有更开放、更包容的空间。

搭建青年人才成长“天梯”

作为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何元智感受到青年人才思维是非常活跃的，但没有给予他们完善的人才成长梯队。她建议要设置多样化人才路径，给青年人才一种无形的方向引领。

目前，中国科协提出的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为青年人上升提供了良好渠道，探索了一条从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到研究员的成长路径，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刘光慧认为，如今名额有限，即使青年人才拿到项目，要成为独立课题组长仍然很难。

他建议，要设立绿色通道，让取得成果的青年人才有成为课题组长的资质，充分调动80后、90后年轻群体的积极性。

在第十六届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奖者张强看来，不仅要培养国内人才，也要吸引外籍有志于到中国留学和工作的青年人才，为他们设立人才成长的路径。

但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有一种现象仍然值得警惕。付巧妹发现，有些学校在新型学科建设上，一味追求学科热度，出现了作坊式、空壳式学科，而且学校之间存在学科的重复性建设，造成内部资源的浪费，很难发挥学科的优势，不利于青年人才的培养。她建议，要考虑战略布局解决学科内结构冗余、建设重复、低档分散等问题，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投入更大的资源，把关键学科做好。